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东林党的前世今生，这样一群矛盾体，他们有太多的故事，值得今人挖掘与借鉴;他们悲惨的结局，至今也让人们唏嘘。

　　东林党是从何而来的呢?这离不开一个人和一所书院。这个人便是顾宪成，这个书院便是东林书院。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由于在争国本选立皇太子和会推阁臣等问题上与神宗意见相左，被革职为民，回到了家乡无锡。这样一位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人，自不会就此沉沦。据《东林书院前记》记载：“顾宪成与原任行人高攀龙、御史钱一本、太仆少卿史孟麟等讲学于无锡，并在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旧址处创办东林书院。”于是一个晚明读书人的读书圣地就此产生了。

　　在晚明时期，大明官风败坏，学风也江河日下，而东林书院的出现，则犹如一股清风沁人心脾。这里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顾宪成在此写过一开头所引对联，高悬于东林书院门牌楼，成为办院宗旨。东林书院从形式上讲，和一般的书院并无区别，无非是聚众讲学，但实际内容大大不同，他们讲的内容不限于学术。在讲习之余，他们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指陈时弊，锐意图新;主张志在世道，躬行实践，反对空发议论，脱离实际。在东林书院的感召下，一些士大夫也都仰慕应和，尤其吸引了大量青年学子和基层官员，就此集结了朝野诸多清流官员，他们追求一种道德力量，挽救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

　　在此我要对“东林党”一词做以解释，在古代正统价值观里强调：“君子不党”，历代都把党争看为亡国征兆，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中就有介绍汉朝的党锢之祸、唐朝牛李党争、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等。所以党在古代词汇里并不是褒义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团伙或帮派，东林人从不自称为党，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党。实际上也与现代意义的政党并不一样，只是当初有敌意的人这样称呼东林人，后来人们也就习惯叫东林党了。

　　从东林党的产生、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来看，他们是典型的清官，正如明末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所说“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清流是他们的人生观，就是做正人君子，知书达理，是非分明，并且品德高尚。这样的一类人无疑应该属于忠臣、贤臣，但耐人寻味的是，一群公认的正人君子为国家命运操碎了心，最后却落得罪臣的下场，不得善终。一群两袖清风的廉吏，却匪夷所思的变成了贪官，这背后有着什么原因呢?正所谓：看历史从小处着眼，眼中有事，事中要有人，以小见大。我们就从东林党代表人物的人生起伏来揭开历史的面纱。

　　说起东林党人，具体而言就要分为前东林党人和后东林党人。

　　顾宪成画像

　　前东林党人，除了奠基人顾宪成，东林六君子之一的杨涟也是一位很值得说的人物。杨涟，字文孺，号大洪。他青年时，就十分钦佩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对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十分赞同。于是他千里迢迢赶到无锡，与众东林党人探讨理学，修身养性;哀大明国运，共商治国之道。说起杨涟的一生离不开“争国本”“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据陈鼎《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记载：杨涟呕心沥血从维护皇权，维护正统的立场出发，坚持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主使者。这几件事的完成，据史书记载：涟须发尽白。同时杨涟登上了自己的人生顶峰，得到了“此真忠君”“帝数称忠臣”的夸赞，成为顾命大臣。

　　但随着光宗驾崩，熹宗继位，阉党崛起，杨涟的命运也发生了转变。杨涟上书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轰动，一时间云集响应。但魏忠贤与客氏勾结，先是阻断了东林党人上奏的渠道，而后因熹宗不识字，买通读奏折的宦官，使杨涟罢官。魏忠贤不肯罢休，将杨涟下狱，对其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最终送上刑场。上刑场前留有血书，至今看来都使人敬重。《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中这样评价杨涟“为人磊落负奇节”。正如《明朝那些事》中总结：忠心报国，力战“阉逆”。

　　我们再看看后东林党代表人物钱谦益。他在天启时代任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相当于准帝师，在阉党时代受到迫害比较轻。崇祯时，他任礼部侍郎。此时他脱下旧服换新袍，没有了气节，眼看着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六君子在牢中悲惨死去。他开始反思：认识到权利就是公理，人生要及时行乐。再次复出的他无所事事，不是与温体仁争首辅之位，就是以匹嫡之礼迎娶秦淮名妓柳如是，说着“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平生百岁忧”之语，最后自愿削发，投降于清，做了清朝的臣子。

　　钱谦益

　　杨涟和钱谦益的一生其实就是众多前后东林党人的缩影，他们的人生起伏和心理变化也体现着东林党的沉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前期是一个信仰集团，到了后东林党变成了利益集团。其所作所为与历朝历代的党争没有任何区别。然在杨涟时期，东林人意识到大明政治黑暗与内外交困，但是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他们为国家所做的，就是维护储君，防止后宫干政。排斥阉党这方面，没有涉及更深刻的政治改革，没有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其清流的人生观，在面对阉党时却成了最大的缺点，提出了“笼络群阉”的错误政策，姑息养奸。面对强大的阉党，他们不屑于权谋手段更没有用武力做后盾，在阉党步步紧逼下，一味息事宁人，妥协退让，错失良机。至于后东林党人，失去了信仰，更难以有正确的举措。最终东林党人沦为平常人，甚至于贪官污吏。

　　基于这些，人们很容易将大明的覆灭归过于东林党，于是便有了东林误国与东林治国之争，这也一直是世人谈论的焦点。东林党执掌内阁时期，确实做过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比如：整治吏治，拯救道德风气，挽救学风，维持社会秩序等。只是大明的溃败之势使这一切显得杯水车薪，微不足道。

　　那么东林党对大明的灭亡就没有责任吗?当然有!我们先来说说东林误国的起源，公元1644年李自成重兵压境，攻入北京，34岁的崇祯皇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了反思，写下一段名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便有了东林误国一说。关于东林误国，有这样一组对比：阉党内阁时代，每亩土地纳税两钱白银;东林内阁时代，每亩纳税二两白银，翻了十倍。农民负担十分严重，再加上崇祯末年闹饥荒，陕西农民跟着李自成揭竿而起，成为了明朝灭亡的一个导火索;另一方面便是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当时大明辽东前线，军士缺粮少饷，应该重点扶持，但东林内阁时期不仅不多加粮饷，反而截留。再加上明朝军官盘剥士兵，导致当时士兵饥寒交迫，士气非常低落，从而加速了清军入关。所以说大明的内忧外患有一部分原因和东林的经济政策不无关系。

　　但将大明的灭亡都推给东林党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大明灭亡首先并非是经济问题，而是比经济更为致命的政治问题，正如晚明学者在《中原阳九述略》中所说：“木必朽而后蛀生，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大明政治积重难返，宦官专政即使到了崇祯时期，也难以彻底改变，这是直接原因。其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皇权的高度集中而产生了皇权的异化和不合理的世袭制度。成功的国家领导人接班制度有两个标准，一是有序接班，二是高质量继承。恪守僵化的大明王朝，它能保证前者却保证不了后者，导致大明皇帝不是昏君便是庸君。正如鲁迅所说：“大明皇帝多无赖儿郎。”东林君子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在国破家亡后闭门写作，有一天，他仰天长啸：“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作为东林后人他深刻认识到危害中国的并不是太监、嫔妃，而是他们身后的皇帝，是君主专制制度。一个国家的合理政治，应该选出有能力的人做首相、做领袖，不能靠暴力、靠血统，要民主，更不要人治，要依法治国!

　　历史是公正的，弹指一挥间，“东林六君子”已离我们三百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遥远。他们所表现的骨气和节操令人佩服，然而困守儒家没落道统和保守封建制度，终究不能救国救民，这是大明东林党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旧式文人的悲剧，很值得我们掩卷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