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去世，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
一、耶稣会士东来与明王朝的闭关锁国
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科技的进步，海上交通大开，世界日益成为联系紧密的整体，西方人把东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看作富庶宝地，争相扬帆东来。与此同时，在欧洲，随着宗教改革的影响，罗马天主教日益衰落，为了宣传基督教教义，重新扩张势力和向世界各地传教，耶稣会应运而生，积极推进向海外传教。在此背景下，利玛窦远赴中国(1582年进入澳门)进行宣教活动。而此时的中国，自明中叶沿海倭寇之乱后，朝廷便实行严格海禁政策，正德十二年(1517年)关闭广州港，开始禁海锁国。又于嘉靖二年(1523年)罢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断绝海上交通，停止一切对外贸易活动。自此以后，中国与世界基本处于隔绝状态。
早在耶稣会成立之初，耶稣会创始人之一，东亚宗徒沙勿略即来到东方，他在日本传教的过程中发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更有甚者，在涉及宗教崇拜与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为认识到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思想策源地，遂决定到中国传教，沙勿略初到上川岛之时就试图遣使觐见中国的皇帝，后来沙勿略虽然搜集了诸多礼品，并且准备好了呈送给皇帝的礼物，但是由于人事纠纷，未能成行。沙勿略亦始终未能进入中国内地，最后客死距离中国海岸约三十海里的荒芜岛屿上川岛。继沙勿略之后，先后有五十名传教士进行了多达五十九次的尝试，但均告失败。其中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罗明坚虽抱着通过向皇帝赠送礼物来建立外交关系通过外交手段进入中国传教之目的，多次随葡萄牙商人进入中国内地，但未能成功传教，最终病死在欧洲。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澳门已被葡萄牙人租占。澳门被租占后便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根据地，西欧各天主教派纷纷派传教士来到澳门，都想以澳门为跳板进入中国传教。但由于葡萄牙殖民者的海盗暴行与明朝政府实行的禁海锁国政策，通过合法程序申请入境传教的均被拒绝，通过偷渡等非法手段入境的传教士一经发现，均被驱逐出境。以至于当时的传教士普遍认为进入中国传教就像要把埃塞俄比亚人变成白种人一样，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后来以利马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根据沙勿略等人的经验，“到这么辽远的地方来，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的三头巨魔，好援救无数不幸的人灵，脱于永祸”，[2]积极适应中国当时社会环境，以礼物为先导，实现了先驱未竟之事业。从沙勿略到利玛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叩开了封闭中国的大门。
利玛窦 (中国天主教开拓者)
二、礼物与明末的士大夫群体
在封建中国，士大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是中国主流文化思想的代言人，社会舆论和思潮的引领者，更是社会的管理者，特别是在皇权到达顶峰的明朝，此特点更为明显。利玛窦正是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府机构都是由文人士大夫群体来治理的，这个群体承担着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甚至军队也对士大夫群体极力顺从。认识到争取士大夫群体的同情和支持，是“开展传教事业的关键”。所以对士大夫群体颇为借重，并倾心结交中国官员和文人士大夫，因为这些“少数的基督徒比一群更有价值”。
因为利玛窦是在深入了解当时中国社会背景的情况下确定以士大夫为交往对象，所以其观察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士大夫身上。利玛窦注意到中国人最重礼仪，而礼物则是礼仪交往中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在节庆日，还是在平常，礼物都是士大夫之间展示友谊、表达彼此亲密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送礼是士大夫这个阶层的普遍习惯，士大夫之间经常习惯性的相互进行礼貌拜访或馈赠礼品。具体方法为呈递拜帖，拜帖上写有馈赠人的姓名，并以华丽的词藻描述所赠礼物。若礼物被部分或全部退还，士大夫之间并不认为这样是失礼之举，馈赠人也不会生气。此种状况，退回礼物要附上一个小册子表示感谢和有礼貌地谢绝馈赠，或者说明收下的礼物并列举回赠的礼品，一般要回赠礼品与所受礼品价值相等。士大夫之间这种馈赠礼物的行为，不仅礼节繁琐，而且还需要持续进行，藉此来维系人际关系。对于此间状况，利玛窦有深刻的认识：中国社会以普遍讲求温文有礼而闻名于世，送礼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仁、义、礼、智、信)之一，并且在中国人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论述。在对礼仪的关注方面，中国人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不足之处在于，中国人的礼仪实在太多，颇为繁琐，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此外，利玛窦还注意到，由于明末社会中所流行的对异物的好奇或猎奇心态，珍稀物品，特别是异域物品颇受欢迎，这些新奇的物品通常被当作贵重礼物赠送给重要的人物。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称他们的到来和所带来的欧洲异物吸引了很多人到教堂，欧洲异物对当地人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对总督的崇敬，“一些人把面向道路的大钟当作新奇的东西，另一些人则把小钟当作新奇的东西。欧洲的图画和塑像、数学计算法、浮雕地图，也吸引很大的注意。”甚至百姓看到在欧洲很普通的三棱镜也是无比惊讶，对此，利玛窦记载道“那些仔细打量玻璃的人，只有惊羡无言地站在那里。”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利玛窦在中国
三、利玛窦“送礼”所体现的适应性策略
中国人重礼，礼尚往来是中国的风俗习惯，礼物亦是利玛窦敲开中国大门的工具之一。利玛窦，字西泰(Matteo Ricci)，意大利马赛拉塔城(Macerata)人，少颖异聪敏，十七岁即“就名师学习诸学之蕴奥”后又进罗马神学院接受系统教育，19岁入耶稣会为会士。万历十年(1582年)进入中国澳门传教，为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由其肇始。
向最高统治者递交书信，进呈方物，为耶稣会入华前确定的传教策略。但是在中国，特别是海禁森严的晚明，要想见到最高统治者——皇帝，就必须先与无数官僚士人打交道，而“礼物”则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即通过送给广州总兵黄应甲一块怀表的方式奠定双方的早期友谊，并且意识到明朝虽下令海禁，但是执行权在地方，只要搞好和地方官员的关系，进入中国传播福音，还是有可能的。此后，罗明坚曾向两广总督陈瑞表示希望他能获准在内地购买土地建立教堂，以便传教。等到双方正式见面时，陈瑞安排了“盛大的排场”来威吓罗明坚，但当陈瑞看到罗明坚为拜谒他而准备的来自西方的珍奇异物时，对传教士傲慢态度便顿时消失了。1582年，罗明坚又送给陈瑞“带褶的衣服、水晶镜子及其他类珍品”。不久，罗明坚又带着利玛窦送给陈瑞表和几只三角形的三棱镜，当时，三棱镜在中国可谓奇珍，中国人称三棱镜为“珍贵的宝石”。为此，陈瑞大为高兴，“分给他们宽敞的住所，与郊外一座叫天宁寺的庙宇相通......正式拜会时，他(陈瑞)在自己的官府接见他们，他们就这样住了四、五个月，接待官员与其他公民的来访。”
前人的经历给利玛窦的影响是巨大的，利玛窦正是根据前人的经验，在深入了解中国社会背景的情况下，清楚地意识到“要和官员、士人打交道，就必须使出东西”这一潜规则，给中国人送去合适的礼物，可能是他们整个传教事业成功的关键，因为“送礼是他们(中国人)的普遍习惯”。对于此种状况，利玛窦与巴范济的书信中亦有所表述：“在中国送礼，获益良多，并不吃亏”。利氏在华28年，每到一地，即以西器相赠，得到士大夫热情接待。西洋礼物成为利玛窦在中国展开交际活动的润滑剂。
利玛窦等人得以在肇庆定居，得益于与知府王泮的交往。1583年，利玛窦由澳门到达肇庆，与罗明坚一起拜访知府王泮，后者允许他们在崇禧塔前建教堂，教堂落成之日，王泮手书两块牌匾相赠，其中“鲜花寺”牌匾便挂在大门上，人人在进入外室时都要读到它。另一块刻有“西来净土”，则放在教堂客厅里，在进入内厅时读到，利玛窦按照自己的理解，把“仙花寺”意译为“圣贤的秀丽会所”;“西来净士”意译为：“来自西方的纯洁的神父。”由于这两块牌匾为当地最高官员所赠予，这就使传教士受到当地居民的礼敬。王泮此举大大提高了传教士在当地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利玛窦等人为了感谢王泮的好意，在不同场合也送给过王泮各种小礼品作为纪念。更重要的是，王泮不仅公开支持和保护传教士，而且作为当地最高官员去拜访传教士的前例也促使当地官员纷纷来访，更是提高了传教士在民众中的地位。利玛窦等人在肇庆受到乡绅的指控时，送给岭西道黄时雨三棱玻璃镜，黄时雨“对这份礼物感到高兴”，结果黄时雨及时化解了矛盾，并允许从澳门新来的麦安东神父留了下来。
在南昌，利玛窦送给建安王“按他们的计时法制作的，在黑色大理石上刻出的黄道带，这只钟还指示出日出和日没的时刻，每月昼夜长短。”该礼物受到建安王的“极大赞美”。此外，在历次和建安王的交往中，利玛窦还送给建安王标有天轨的天球仪、地球仪、小塑像、玻璃器皿等欧洲产品。建安王爱不释手，并且大方回礼。在南京，利玛窦还拜访了徐达后代魏国公徐弘基，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徐弘基“派他的叔父邀请利玛窦到他的府上去，神父到达后，在全城最华丽的花园里受到接待”，“他听说过从欧洲带来某些珍奇，急于先睹为快。”由此推断，利玛窦亦赠送过礼物给魏国公徐弘基。利玛窦送礼并非仅仅是礼尚往来，而是通过送礼来获得人情，构建人际关系网络，让中国官员为其办事，以达到在中国定居和传教的目的，例如，利玛窦等人在北京时主客司员外郎“邀请和他们一起用饭，也请他们为他做点数学仪器之类，这样一来，他本人也欠了他们的情。”
在中国生活了18年后，利玛窦终于获得了进京的机会。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1601年1月8日)神宗诏书下达“令方物解进，玛窦伴送入京”。因为这时正值北方冬季，天寒地冻，河道冰封，利玛窦一行抵达天津后，当地官员特派十三名马夫护用八匹马送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颠簸利玛窦一行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抵达北京。三天后，他上奏疏并进贡方物：“时画天主圣像壹幅、古画天主圣母像壹幅，时画夭主圣母像壹幅，天主经壹部，圣人遗物，各色玻璃，镶嵌十字架壹座，万国图壹册，自鸣钟大小式架，映五彩玻璃石式方，大西洋琴壹张，玻璃镜及玻璃瓶大小共捌器，犀角壹个，沙刻漏式具，乾罗经壹个，大西洋各色锁袱共肆匹、大西洋布并葛共伍匹，大西洋行使大银钱肆个。”万历皇帝对这些来自欧洲的异物颇感兴趣，虽未召见利玛窦，但“令礼部宾之”，并请利玛窦等指导宫里的太监对它们进行维护。如此种种，都为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北京这个中国至高无上的城市传教乃至服务宫庭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后，神宗又派太监传口谕“钦赐大西洋利玛窦等安居顺天府，禁绝一切遣回南方和大西洋之言。”自此以后，利玛窦等传教士名声大噪，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据林金水先生统计，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现有文献记载的，与利玛窦交往的士大夫约有一百三十余名。此外，利玛窦还通过信件往来的方式与全国各地的士大夫保持联系。他在日记中记载到：“全国各地给我寄来了许多信件，有的我熟悉，有许多不熟悉，他们向我询问基督的各种教律，……我一一给予回信。”在利玛窦看来，此种方法是一条极其有效的传播福音的途径，因为用信件交流的方法不用传教士离开教堂，就能够向异教徒传播福音。
四、结语
明清之际，虽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先后来华传教，但是利玛窦却是第一位在中国内地站稳脚跟并首次成功进入明朝政治中心北京的传教士。利玛窦的成功实际上也证明了“适应性策略”的正确性。此后，适应明清社会背景，以礼物传教的做法亦得到教会的认可，耶稣会甚至把向士大夫赠送礼物列为定例，因为在中国，礼物就像是“给社会进步的齿轮里注润滑油那样”，是构建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利玛窦入华之后，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当时社会背景，采取了“适应性策略”，通过送礼物疏通关节从而获得士大夫的支持与保护，得以实现定居内地，建立教堂，洗礼信徒，传播异教，甚至吸引士大夫入教，并且将基督教由南方一步步发展到北方，直至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士，继续遵循着利玛窦开创的“适应性策略”，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南怀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兴未艾。正如范礼安评价利玛窦：“他不仅成功地开垦了荒地，清除了杂草，还为未来播下了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