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怠政，是当万历皇帝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开始了他独裁的统治。
对于万历自万历十四年(1586)末初露端倪到去世这几十年的怠政，《明史》做出了“明之亡，实亡于万历”的盖棺定论，并严厉地评价万历皇帝：
“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纪二》)
那么，万历的怠政究竟是因为什么，所造成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呢?
万历《平番得胜图》
主因：万历的“酒色财气”
平心而论，万历从继位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受到的教育是相当严格的，他本人也持身颇严。
唯一的例外是万历曾经和太监喝酒，要身边的太监唱歌，太监不会唱，他便拔剑砍人，因此被李太后切责。(看来万历酒品不怎么样)
但是自从万历六年(1578)万历大婚，太后还慈宁宫，四年后张居正也去世，便再无人管束得了万历。于是他日渐沉湎酒色，身体每况愈下。
万历十四年(1586)九月，万历突然得病，连日免朝。他在给辅臣的谕旨中表示，自己——
“连服药饵，身体虚弱，头晕不止”。
礼部主事卢洪春听闻万历因病取消了上朝和祭祀太庙，便上疏建议万历“慎起居”。他在奏疏中表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万历作为一个23岁的年轻人便患上严重的体虚之症，很可能是纵欲过度所致。
卢洪春遭到大怒的万历严肃斥责，廷杖六十(注：万历特意指示“着实打”)、革职为民，上疏申救者各罚俸八个月到一年不等。
但是万历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类似的奏疏也就纷至沓来。
万历十七年(1589)，南京吏部右侍郎赵志皋在奏疏中试探万历：
“得非衽席之爱不能割，曲孽之好不可免乎?”(《明神宗实录》，下同)
——言下之意即万历沉迷酒、色。
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批评的，是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
他上《酒色财气箴》，直言批评万历的私生活纵酒(“沉醉之后持刀舞剑”)、好色(“幸十俊以开骗门”，暗指皇帝好男色)，加之其贪财(“得银则喜，无银则怒”)、易怒(“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的性格特点，才导致了身体每况愈下。
平心而论，雒于仁的批判虽然激烈，但是多为有据可查之辞。酒、色、财、气各方面，万历都有过“前科”。
樊树志先生分析，万历和张居正晚年的病情类似，可能是和隆庆一样，进食“邪燥之药”(即春药)所导致的。
至于财，万历抄没冯保、张居正家财而据为己有，司礼太监张鲸贿赂万历本人而得到重用，均是非常好的例子。
尚气云者，只要看看本文中万历“大怒”了多少次就可以了。
万历大怒，在申时行、王家屏等人的回护下，将雒于仁罢职了事，以免事态扩大，遭到更多批评。但是此后，再也没人敢在万历的生活作风问题上多言，万历也就在“酒色财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严重的疾病意外击中国家元首时，却没有任何保证使国民免受其害。”(史泠歌《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
——近现代的国家尚且如此，况于古代专制王朝乎?
政争的源头：“争国本”
使万历消极怠工的主观原因，即所谓“争国本”。
“国本”，指太子。万历无嫡子，长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是万历十年(1582)万历宠幸宫女(后来封为恭妃)王氏后所生的，因为地位卑微，万历甚至曾经不想承认——不过皇帝“临幸”谁都是有内起居注记载的，加之太后在上，最终还是没赖掉。
万历真正喜欢的，是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皇次子与皇三子均是万历十二年生，不过次子不久后夭折)。
为了废长立幼，万历和大臣们之间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斗争，史称“争国本”(或称为“国本之争”)。
早在皇三子满月之际，内阁辅臣就曾上疏，请求“册立东宫，以立国本”。
万历以长子还小(确实小，当时才两岁)为理由，提出过几年待长子长大再举行。两年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万历反倒提出，晋郑贵妃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本来郑贵妃的地位就高于恭妃一级，这样一来更是地位悬殊——明朝至神宗，封皇贵妃者只有六人(其中两人还是追封)，以郑贵妃的“功绩”获得这样的待遇，可谓前所未有。
言官们纷纷上疏批评，结果无一例外被贬斥。
这样的局面，连李太后都看不下去了。
一日万历向李太后请安，太后问及立储之事，万历说了句在外廷大臣面前不会说的大实话——
“彼都人(宫女)子也。”
言下之意，就是皇长子生母地位卑微，不应立太子。同样是宫女出身的李太后大怒，回道：
“尔亦都人子!”(文秉《先拨志始》)
万历听罢惶恐万分，连忙跪地认错。大臣“争国本”的成功，太后的压力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明神宗为孝定太后之子，孝定太后原为明穆宗贵妃;朱常洛为明神宗皇贵妃王氏之子，朱常洵为郑贵妃之子。
眼看册立太子短时间无法办到，大臣们改变策略，改为请皇长子“出阁读书”，万历又以种种借口几度拖延——最常见的借口就是言官“催渎”。
这样，事情就进入了死循环：
万历越是拖，大臣越是催促;大臣的催促又成了万历拖延的借口。大臣这边越骂越激进，甚至直接骂万历是“敝帚宗社”(即有辱祖宗社稷);万历这边也是手段越发严厉，廷杖、贬谪、削职，甚至创下了三天革职十二个言官的记录。
纵是这等雷霆手段，大臣们依旧前赴后继——官可以丢，朝廷法度不能乱!
几年的拉锯战中，两任首辅申时行、王家屏相继顶不住来自大臣和皇帝的压力，先后去职。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万历与新首辅王锡爵密议，实行“三王并封”，即将万历的三个儿子同时封王，一方面塞群臣之口，另一方面确保皇长子没有突出的地位，以便日后有操作废立的空间。
万历的这一招突然袭击使得群臣哗然——大明有国二百余年，从来没有过将未来的储君与弟弟们并封的例子;而且两年前万历亲口承诺万历二十一年立太子，今日又推行三王并封，岂不是君出戏言，耍弄群臣?
他们向王锡爵施压，迫使其觐见皇帝，收回成命，并同意皇长子出阁读书。
而皇长子的冠礼、册封和婚礼，则经过万历和大臣们的又一番扯皮，拖到了足足八年后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此时皇长子已经十九岁。同时，皇三子被册封为福王，封洛阳。
此后，万历厚此薄彼的情况依旧不停——福王的婚礼花费为三十万两，倍于太子。
为了杜绝可能的变故，大臣开始敦促福王“之国”，即离开北京到封地洛阳去。万历则一味优容福王，借口河南拿不出四万顷“养赡地”，不准福王之国。
最终在叶向高的多方劝说下，福王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之国，国本之争终于落下帷幕。
在这三十年中，因此去职的首辅就有四位，言官大臣不计其数。
万历为了与外臣赌气，则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大量奏疏(甚至是正常的奏疏)留中不发，大量缺员不补，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正常运行。
比如万历三十五年(1607)，科道官加起来只有九个人——旧的被万历罢免或者自己请辞，新的万历不批;六部尚书侍郎加起来一共四个人，其余全都空缺，等等。
为什么万历不能怠工——从明朝决策体制说起
明代朝会自弘治、正德以后，奏事的作用逐渐丧失。
弘治常常迟到——
“早朝不过数刻……奏事只得一次,而散本或至日仄。”(《明实录·明孝宗实录》)
正德经常不按时上朝——有时迟到中午才上朝，有时干脆不上朝，甚至还有夜半上朝的例子。
嘉靖初年尤为勤政，但自中年起修道西苑直至去世，二十年间只上过三次朝(第三次还是因为俺答兵临北京城下)。
从明宪宗到明神宗：明宪宗皇三子为明孝宗弘治帝，为明武宗正德帝之父;明宪宗皇四子朱祐杬，为明世宗嘉靖帝之父;明神宗万历帝为明世宗之孙。
既然朝会无法正常进行，政事的执行就只能依靠单独召对大臣和公文往来了。
但是万历不上朝的同时，极少召见大臣，并将大量公文留中不发，导致中央政府运行几乎瘫痪。
正如内阁大学士沈鲤在万历三十一年(1605)所说的一样：
“夫章奏即政事，停章奏是停政事也，缓章奏是缓政事也。皇祖深居大内，而章奏批答，疾如风雨;遇有大事，又每于西苑召阁部文武大臣，面赐商确。故其时庶政修明，人心震肃，亦自与临朝称制者不殊。”
沈鲤举了嘉靖的例子，嘉靖之所以能不上朝还就把事办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章奏批答，疾如风雨”，什么事都不拖延。
至于为什么章奏非要皇帝批答，还不能拖，可以参考下面这个表格：
我们常说的“留中”，就是卡在了第3步，即皇帝不作出处理意见，直接当无事发生过，奏本石沉大海。
这就是万历朝被称作“怠政”而嘉靖朝被称作“荒政”的原因——嘉靖虽然不上朝，但是干活(而且还很勤勉)，只是他干的事比较荒唐(比如信任严嵩、一心修道等等);而万历就是彻彻底底的不干活。
也正因如此，万历之举对明朝的破坏才尤为严重。
另一种可能性：鸦片?
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另一个可能性——即万历的怠政是由于吸食鸦片烟所致(比如清人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即认定万历是“中乌香之毒”)。
要论证这种可能性，那么就要考虑到几点 ，即鸦片、烟草和鸦片烟炮制的传入时间。
鸦片的原料罂粟，作为一种传统的中药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制作鸦片的历史则在明朝中期就已开始。
曾在甘肃任职的王玺记载了“天方国”(阿拉伯国家)将罂粟制成鸦片(当时称之为“阿芙蓉”)的做法;万历年间的云南，“阿芙蓉”也成了一种特产——他们制造鸦片的知识应该是从东南亚传来的。
烟草的传入，同样在明代晚期。
中国种植烟草的最早记录是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福建，不过部分学者相信，烟草传入中国可能会早到“隆庆展海”使得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再一次畅通。
烟草在北方广为流传，大约是在崇祯年间，当时“三尺童子，靡不吃烟矣”(吕思勉《中国通史》)。
鸦片和鸦片烟，是两种稍有区别的东西。鸦片烟是将鸦片与烟叶混合，之后点燃吸食。由于直接食用鸦片的毒性很大，所以才有了鸦片烟。
这一方法由苏门答腊人发明，大约也在明末传入中国。
也就是说，万历皇帝吸食鸦片烟成瘾导致怠政，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是目前来说，这种说法还缺少确证，所以只能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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