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是发生在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到1539年(嘉靖十七年)的一场规模巨大、旷日持久在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明朝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为其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
大礼议的核心是明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重大争论，即对明武宗遗诏如何诠释的问题，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嘉靖皇帝像
背景
大礼议由武宗暴亡所引发，武宗死后，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变通办法，选取武宗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统。但在世宗称帝后，杨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便开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随出现的大礼议则是新旧势力政治的综合较量。
正德二年(1507年)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兴王邸。朱厚熜是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次子，封国在安陆州。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兴王薨，谥号“献”。以世子身份居丧并决策封国政务。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那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张氏(孝康敬皇后)与大学士杨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师前，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摄理国政，根据《皇明祖训》中所说的“兄终弟及”的原则，于三月十五日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京师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许其私谒)。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初一，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
经过
嗣统之争
正德年间，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武宗起草遗诏。遗诏的内容是以武宗的语气表示。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四月二十七，嘉靖帝下令群臣议定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恭王刘康(汉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生父)先例，认为嘉靖帝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
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60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对嘉靖帝而言，这等于背弃亲生父亲，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
奉迎世宗生母礼节之争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嘉靖帝，认为嘉靖帝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
张璁建议朱厚熜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朱厚熜见此奏章后大喜。但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朱厚熜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
三年之后，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等揣测帝意，便纷纷上书重提旧事。两人得以宣诏入京，委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以张璁和桂萼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议礼派”，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
当时，湖广总督席书曾草拟奏疏，附和张璁、霍韬的意见，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但两封奏疏都没能上呈。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世宗将二人的奏疏交付群臣再次集议，杨廷和见世宗有意变更前议，上疏请求致仕。嘉靖帝准辞。
此时，礼部尚书汪俊酝酿再一起集体谏诤。适逢主事侯廷训据宗法作《大礼辨》，吏部尚书乔宇等人遂据此率群臣近两百五十人一同进言，反对朱厚熜以兴献王为皇考。朱厚熜不悦，下令更多的官员参与进议论中来。于是，给事中张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邹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论。
状元唐皋也上疏说：“陛下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表面上是在调停，实际上倾向于反对。因为邹守益是王阳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状元，在朝中都属于影响较大的文臣，朱厚熜因此恼羞成怒，此次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
最后，汪俊等只好妥协：“于兴献帝、兴国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备尊称。”三月，朱厚熜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张氏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夏氏为庄肃皇后。
杨慎像
左顺门事件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朱厚熜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正逢早朝刚结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导众人道：“宪宗时，百官在文华门前哭请，争慈懿皇太后下葬礼节，宪宗听从了，这是本朝的旧事。”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亦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随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等又号召群臣。随后两百余位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
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世宗屈服。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
七月十六日，朱厚熜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
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
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
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给明太宗上尊号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父亲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睿宗献皇帝神主升袝太庙，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
历史评价
《明世宗实录》卷221，载：“(张璁)深于礼学，丰格隽拔，大礼之议，乃出所真见，非以阿世。”
《西园闻见录》卷26，载：“凡言礼而贵者，其人材皆磊磊，既无言礼，亦有以自见者哉!”
《辩定嘉靖大礼议》载：“(张璁)似亦酒国中之能独醒者。”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大礼之议》载：“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杀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嘉靖三年七月条》，载：“大礼议起，诸臣不能酌理准情，以致激成过举。及嘉靖欲去本生称号，自当婉言正谏，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门恸哭，尚成何景象!虽事君父，纲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势迫安危?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亳无裨益。”
影响
积极影响
大礼议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即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明武宗暴亡后，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恢复正常。大礼议的发生和较长时间的持续，就在于身为皇帝的明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
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明武宗流向明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明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和杨廷和集团一步步的失败，其实就是明世宗皇权一点点地获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大礼议进行纯粹古礼的解释，不可能真正认清其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在大礼议中，张璁等人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明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明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为没有东宫旧僚的明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
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观点。借助于大礼议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获，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时代基本结束，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垮台和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
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
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风日益败坏。
争议
定义
对“大礼议”的解释而言，《中文大辞典》认为大礼议是“明世宗时追尊皇考典礼之廷议”。正德十六年( 1521)四月世宗即位后，命令“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而《辞源》说世宗“议以生父兴献王祐杬为皇考，礼官不可，议论纷纭”。《辞海》说“大礼议”是“明代宫廷中争议世宗本生父尊号的事件”。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是“皇统问题上的政治论争”。《中国历史大辞典》则认为“大礼议”是“嘉靖年间确定兴献王朱祐杬尊号的争论”，事实上大礼议是从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开始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引用《明伦大典》所谓“始而争考、争帝、争皇，继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
事实上，大礼议争论的核心是明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问题。对世宗来说，他在竭力维护他与父母的固有关系。杨廷和等人为了维护孝宗一系的根本利益而绞尽脑汁地剥夺世宗与兴献王固有的父子关系，在没有征求朱厚熜及其母亲的意见下，随便改换当朝皇帝的父母和抢夺兴献王妃的唯一儿子，这是毫无人性的。
实质
大礼议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斗争，或礼仪之争，实际上是对武宗遗诏的法律诠释过程。世宗和张璁赢得大礼议的胜利是明代法律的胜利，并因此捍卫了明朝法律的尊严并维护了明朝的政治秩序。
议礼事件的对阵双方除了固守他们坚持的伦理道德底线之外，更有其他外界因素渗透其中。嘉靖初年，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文官集团大都是弘治、正德两朝的遗老，而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议礼派则代表着朝廷的一股新进势力，有世宗的支持，议礼派决定与当权派不惜一战。
议礼事件中掺杂着意识形态的纷争：被奉为官方正统的程朱理学与异军突起的陆王心学之间的交锋。嘉靖年间正是明代心学突起风靡的时代。在议礼派诸人中，拜阳明为师、习阳明之学的大有人在。在议礼这个具体问题上，杨廷和和礼部所援的故事正出于宋儒程颢的《濮议》，这种“天理”貌似强大，事实上却僵硬古板。两种思想交锋，王学首次战胜朱学，标志着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