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即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堂弟，年号嘉靖。
正德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时年15岁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登基称帝，是为明世宗，但此时的明朝廷，随着内阁制度的不断成熟，皇权之下的“内阁”以及“司礼监”的话语权也是越来越大，甚至已经隐隐对皇权产生了制约。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然而明世宗却不走寻常路，在整顿了宦官势力以后，依旧选择了继续完善内阁，提升内阁权力，结果谁成想，反而实现了对“内阁”的控制，满足了巩固皇权的目的。
而这一切的源头，还要从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之时开始说起。——《明史·本纪第二·太祖二》
此前由于宰相胡惟庸逐渐势大，且日益骄横，严重威胁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推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系的进程，故而于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名处死了胡惟庸及其党羽，同时废除了中书省、丞相等机构及官职。
辅助皇帝处理政治事务的“内阁”也就因此而诞生，但最初的内阁，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负责执笔的写手，负责将皇帝的意愿整理成文书然后下放给各个机关，并没有什么实权，权力核心依旧还是牢牢的把控在皇帝的手上。
杨士奇画像
内阁以及司礼监势力的逐渐膨胀
不过随着时间的变迁，到了宣德年间以后，由于明宣宗对“杨士奇”等内阁大臣的重用，让内阁也得以参与到了奏章的批阅工作之中，“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内阁的权力也就此开始逐渐膨胀。——《明史·志第四十八·职官一》
明朝内阁的“票拟权”也就因此而出现，即是由内阁大学士参阅奏章，而后将其解决方案拟定成文书，之后再行提交给皇帝“批朱”决策。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减轻皇帝负担，“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也随之应运而生，除了一些特别重要的奏章交由皇帝亲批以外，其余的基本都由这司礼监秉笔太监“批朱”。——《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
如此一来，也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由内阁拟定票拟，然后递交给“司礼监”筛选，再由司礼监太监择其轻重递交给皇帝的“批阅奏章”流程，换句话来说，截至此时，明朝廷的皇权已经逐步开始了分化。
内阁以及司礼监对皇权产生了制约
也就相当于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皇权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毕竟就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皇帝的压力虽然是减轻了，但岂不是说明大部分由皇帝所下达的政治指令，其实都是出自于司礼监秉笔太监之手?而奏章的解决方案亦是出自于内阁之手?
内阁权力的膨胀还远远不止于此，其在潜移默化之下对皇权意志所产生的影响才是最大的。
就好比“健知志终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东阳、谢迁继之，帝皆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说的就是在明武宗执政时期，这些内阁学士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一种足以影响到皇权意志的程度。——《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
这也就意味着，截至明世宗登基称帝之前，明朝内阁以及宦官的权力和地位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内阁的“票拟权”甚至足以影响到皇权意志，司礼监秉笔太监也得以趁机分化皇帝的权力。
而且，由于司礼监还有着一个将票拟“择其轻重”提交给皇帝的权力，顾名思义，如果皇帝不主动关注的话，那司礼监秉笔太监就完全有机会将那些重要的票拟暗中扣下来，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置，其对皇权所产生的影响可见一斑。
俨然已经隐隐的对皇权产生了制约，致使皇权旁落，严重威胁到了明朝皇权的稳固。所以，自明世宗登基称帝之后，第一时间所想的当然是如何整顿宦官和内阁权力过大的问题。
明世宗整顿宦官
可是宦官还好说，毕竟其所拥有的权力本就是皇帝所赋予，而且其负责只能也是内阁和皇权中间这一段流程，如果收回其权力的话，对统治体系所产生的影响也并不会很大，无非就是皇帝累点，需要亲自处理更多的政治事务罢了。
明世宗显然是明白这一点的，“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登基不久就开始了对宦官势力的整顿，对“宦官”势力大为打击，使得“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
没错，不只是“司礼监”，包括“东厂”等宦官势力，也一并纳入了明世宗整顿的范围，赫然只要是个宦官，那么就得乖乖的安分守己，恪守自己的本分，干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就可以了，一旦越界，必将严惩。
而宦官自身无根无后，几乎可以说一切权力乃至身家性命都归皇帝所有，如果没了皇帝的支持，其结局不言而喻。所以，明世宗这种“严以驭吏”的整顿手段，反而才是较为符合时宜的做法。
一来可以震慑宦官，使得他们不敢徇私枉法。二来也能进一步减少宦官干预朝政的现象发生。而后，“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明世宗还把他登基称帝前在各个地区镇守的宦官也一并撤了回来，进一步削弱了宦官势力。——《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
“故内臣之势，惟世宗朝少杀云”，从而也就得以使明世宗登基之前频繁出现的宦官擅权现象，在明世宗执政时期却几乎没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
明世宗提升“内阁”职权
但内阁却不同，毕竟在封建时期，如果一个封建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的话，势必就需要以官僚阶层作为治理百姓的媒介;而百姓的反馈，又需要通过官僚阶层来逐级上报，最后才会提交到统治阶层的眼前。
而此时明朝的内阁，无疑就相当于明朝政权体系中汇聚百姓反馈的最后一层，而后再通过内阁拟定的票拟，才能最终递交到统治者的手上。
因此，如果真的贸贸然就削除了内阁职能，甚至是废除内阁的话，面对那一大堆急需处理的政治事务，大家说明世宗他能忙得过来吗?更别提明世宗执政时期又是一个战事繁多的时期，诸如南方沿海地区的“倭寇之乱”，以及北方边疆地区“鞑靼部落”的侵袭等等。
所以，对于“内阁”的整顿，势必不能像整顿“宦官”那样的去整顿，否则将与“杀鸡取卵”无异，极有可能会导致皇权与官僚阶层的矛盾瞬间激化，进而导致整个统治体系的崩溃，那到时候恐怕明世宗后悔都来不及了。
明世宗亦是深知对“内阁”的整顿不能按照寻常的套路出牌，所以在经历了一番考量之后，并没有去直接削弱内阁的权力，而是选择了进一步完善内阁，逐步加强了内阁权力。
好比如，嘉靖六年，也就是公元1527年，内阁大学士“张璁”向明世宗上疏：“臣惟皇上欲宣德化，必自近始。......今内阁择其人焉，责之以择九卿......”，顾名思义，就是想让“内阁”拥有选用“九卿”官员的权限，这明显就与设立的初衷大相径庭不是吗?毕竟原本内阁也就只是个负责辅助皇帝处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啊。——《明实录·明世宗实录·卷八一》
而这“九卿”，代表的也并非什么寻常官员，而是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以及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等“核心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但是，“张璁”这个看似毫无道理甚至有着“内阁擅权”嫌疑的提议，明世宗不但同意了，而且截至世宗中叶，更是出现了“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的局面，更是确立了内阁在明朝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明史·志第四十八·职官一》
咱们再回到“张璁”这里，随着明世宗对“张璁”的重用，到了后来甚至形成了一种“孚敬还内阁，事取独裁，时不敢有所评议”的现象，也就是说，“张璁”同样跟后来的夏言、以及严嵩一样，成了明朝内阁的实际掌权者，甚至于说他已经拥有擅权之能都一点不为过。
明朝内阁官员画像
明世宗的心思
但是相信大家从上面也不难看出，明世宗固然提升了内阁的权力，使得内阁进一步被完善，权力愈加庞大，甚至已经凌驾在了其它政治机构之上，但实际上到最后，这些明世宗所赋予的权力，却都变相的集中在了“张璁”之手，或者说是明世宗时期正式确立的“内阁首辅”之手。
那么岂不是说，一切就又回到了原点吗?这内阁首辅又和明太祖朱元璋所废除的“丞相”官职有什么区别呢?
没错，确实很相像，但是如此一来，也就相当于明世宗将原本地位相对平等的“内阁大学士”等级化，使得自己只需要控制好“内阁首辅”一个人就可以了。而这，才是明世宗的最终目的。
毕竟再怎么着，控制一个人，总比控制好几个人要容易吧?
而对这内阁首辅官员的选拔，明世宗也并非是随机选拔的，咱们还拿“张璁”来说，其实早在明世宗登基称帝后的前三年，他就已经在暗中偷偷的开始考核哪个官员值得自己信任和重用了。
就好比明世宗登基初期的那个从公元1521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524年才结束的“大礼仪之争”，表面上看是明世宗为其父母正名，是一场"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之争，但实则还蕴含着明世宗从中筛选官员的心思。
内阁首辅“张璁”，便是明世宗最终选择的那个幸运儿，因为在这场“大礼仪之争”的过程中，“张璁”一直都站在明世宗的这边，完全按照着明世宗的想法在说话，“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很显然，他是支持明世宗“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正典礼第一疏》
如此一来，明世宗提升内阁权力的动机也就说的通了。
也就是通过一步步的逐渐完善内阁，提升内阁权力，使得其逐渐拥有足以压制其它政治机构的权力，然后又一步步的逐渐把内阁的大权悉数交给忠于自己的“张璁”之手，最后自己再控制“张璁”，岂不就间接的又把内阁大权收回到了自己的手中吗?
兜兜转转之下，其实还是达到了明世宗整顿内阁，实现巩固皇权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采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温水煮青蛙”之法罢了，虽然过程麻烦且繁琐，时间也更为漫长，但无疑，其在预防统治阶层和官僚阶层矛盾激化的问题上，属实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明世宗画像插图
结束语
正如《明史》对明世宗的评价，“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也正是明世宗的这次改革，使得本已经皇权旁落的明朝统治阶层又一次恢复了活力，为后来“嘉靖中兴”盛世之景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