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火指的是1666年发生的特大火灾事件，是英国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火灾，正面作用是切断了伦敦的鼠疫问题，发生时间1666年9月2日～5日。
简介
1666年伦敦城发生了建城以来最为严重的火灾，这次火灾的发生有其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因素。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伦敦人口日益增长，大火前达到50万，但与此同时，伊丽莎白时代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都采取了限制伦敦城市扩张政策，由此导致居民居住条件恶劣，许多人挤在一套狭小的房屋里。此外，街道狭窄，乱搭乱建，污水横流，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易燃易爆物品的无序存放，都导致了严重安全隐患，由此而引发了1666年伦敦城大火。
伦敦大火的局部画作
伦敦城区的扩张与生活环境
伦敦，不列颠最大的城市，最早由罗马人建立于公元50年，罗马人曾在伦敦修筑城墙，城墙内的部分后被称为伦敦城。经过7国时代和诺曼征服后的缓慢发展，到1300年时伦敦城的范围仍然仅限于罗马城墙之内。14世纪黑死病席卷不列颠，伦敦也未能幸免，损失了大量人口。约翰·斯科菲尔德认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在中世纪时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医学问题：麻风病和鼠疫。”
黑死病是中世纪欧洲最具有破坏性的鼠疫，“罗斯玛丽·霍罗克斯对英格兰第一次瘟疫爆发后的死亡率进行了最现代的估计，认为在40%到55%之间———可能的平均死亡率约为47%或48%。换句话说，大约有一半的英国人死于黑死病。”14世纪黑死病之后，城市发展速度大为减缓。但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兴盛，到伊丽莎白时代伦敦城已经开始变得拥挤不堪。“16世纪中期时伦敦的规模在欧洲排名第6，与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相比，它小得多，与威尼斯(排名第2)或巴黎(排名第3)也小很多。”但是50年之后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改变，1600年时伦敦仅次于那不勒斯和巴黎，但其仍然在发展，1666年大火后的重建为伦敦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使伦敦的发展再上了一个新台阶，正如杰里米·博尔顿所说：“到17世纪末，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容纳了大约50万人口。”
在中世纪早期的英国，城镇与乡村的界限并不是特别明晰，尤其是经过大规模的垦殖运动之后，出现了许多新垦区、新市镇，其农业色彩非常浓厚，正如《简明不列颠经济史》所载：“当里士满的亨利在博斯沃斯战场获得胜利的时候，不列颠还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所有那些较小的城市都充满了农村风味，其大部分居民仍然依靠城镇田地的产品生活。”在1444年的时候，一份伦敦市民请愿书抱怨说：“天鹅、家鹅、苍鹫、母羊和其他家禽，他们的排泄物发出恶臭，如此强烈刺鼻的味道长期以来造成非常严重的污染，威胁人们的生活。”
在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剧烈的社会变动中，伦敦除了城市范围剧烈的扩张外，城市环境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依旧拥挤、脏乱。T.F.雷德威写道：“(17世纪)大多数小商贩都是在街道上进行贩卖，由于市场不够大，有时候就像是肉类市场一样……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溢流越来越严重，市场上的街道也越来越拥挤。随着马车使用的增多使这一切变得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农村人带着来到城市，也被迫站在街道上。”在贫民居住的街道上，情况更为糟糕，条件更为恶劣，“黑暗、乏味、恐怖、不卫生的、狭窄、肮脏的小巷，一路上脚上会沾满泥。”
随着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人口还在不断流入伦敦，拥挤而杂乱的伦敦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而且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伦敦经常发生大范围的疾病，在火灾发生的前一年，即1665年伦敦爆发了大规模鼠疫，大量人口死于这场瘟疫。
伦敦经济发展与王室政策限制
16、17世纪是英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海外贸易日益兴盛，欧洲商业中心开始从地中海区域转向大西洋沿岸，英国凭借其优越而独特的地理位置，获得了丰厚的贸易收入，也引起了社会形态的变动，伦敦作为其首都也不例外，城市形态迅速扩大。
詹姆斯·E·万斯认为：“拓展贸易领域来改变城市形态有两种方式。首先，为了增加贸易量，必须扩大必要的贸易设施……第二，要占据优势地位，交通便利被认为是关键的因素。”
伦敦位于泰晤士河下游地区，距离大海距离很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方便，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伦敦一直充当着国际贸易的桥头堡，据统计：“(伊丽莎白时代)海关收入的一半是在伦敦收取的;南安普敦贡献了9%;纽卡斯尔5%;布里斯托尔3%;”“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伦敦的贸易范围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大幅度增长，1628年时大约有352种货物从伦敦运往54个不同的港口。”
随着伦敦贸易日益增长，涌入伦敦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约翰·斯科菲尔德所说的：“17世纪上半叶，伦敦人口大量增长，从1600年的大约二十万人增加到1650年的45万人，政府在巷尾和花园中与建造公寓的穷人进行了一场失败的斗争，郊区延伸到了田地里，城市过度拥挤。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王朝都试图通过禁止建造新建筑和细分现有建筑来遏制伦敦的扩张。”
伴随着城市人口大量增长，其带来的后果一般是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大，城市周边的郊区日益融入城市并成为城市一部分，但伊丽莎白一世和查理一世却选择了限制伦敦城市发展，不让其向外部扩张，这样一来伦敦愈发拥挤，城市建设愈发无序。伊丽莎白一世在1580年的一份声明中说道：“尊敬的女王陛下知晓伦敦城及其郊区的现状，因此她限制了伦敦的日益膨胀，而这种膨胀是由于大规模的居民人口而造成的。”
此外，这份声明还提到，“以女王的名义，责令并严格要求所有人都必须终止或避免在伦敦城内三英里内建造新房来为任何人提供住宿。”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并不是全面禁止在伦敦城内新建房屋，得到王室允许的人还是可以在城内修建住房，但这类人主要是中产阶级或者贵族，对占伦敦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是不允许修建的。斯图亚特王朝早期也采取和伊丽莎白时代类似的限制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反而导致伦敦向着更加无序方向发展。
伦敦城区的街道与建筑
1599年曾在英国旅行的托马斯·普拉特称赞伦敦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比其他的英国城镇都要优越。伦敦不是在英国，而是英国在伦敦。在伦敦和伦敦周围可以看到英国人最辉煌的一面。”但是他只看到了伦敦辉煌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伦敦的背面，没有看到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和居住条件。
詹姆斯.E.万斯说：“这些城镇已经扩展成为商业城市并且成为了很糟糕的住宅区，是所谓的‘不合理的分布，房屋一座紧挨着一座’，一般‘仅仅是一个木板结构的简易房就构造成了他们晃动的框架’。”W.G.贝尔在《1666年伦敦大火》中写道：“涂上黑色的树脂能防水，这些就是伦敦数以千计的贫民居住的地方……即使是这样的住处也很欠缺，数千的贫民被迫寻找地下避难所。再有一些贫民被迫成群居住在房屋下，那些房子随时可能变成废墟，需要及时的维修。”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正是当时伦敦绝大多数底层贫民的日常生活写照，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一个火星足以酿成严重事故。
而且历史上，伦敦也发生过多次火灾，都造成了非常惨痛的代价，尤以1666年的大火灾最为严重。根据约翰·斯科菲尔德的记载，使今天的研究者有幸详细了解到了1666年火灾最初发生地布丁街的一些情况，据记载：“特雷斯韦尔提供了一套在布丁街的房子的结构图，或者说是一套房子的几个房子，这套小房子住了4个租户，木结构的楼房高达三层，有阁楼和小巷。难怪火势蔓延得如此之快。”由布丁街房屋条件可知，这里不是最贫穷的人所居住的地方，但是这里的房子也和大多数房屋一样相互之间也是挨得很近，人口密度非常大。就在如此拥挤、狭窄的街道上，还有一些人不顾公共利益，私自搭建房屋。W.G.贝尔记载：“帕特诺斯特街的绸缎商，事实上是一个到处开店的店主，他的贸易是在室内进行的。有时，他会在街道建造小棚屋，但是他并没有展现给别人看，因为他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他的商品”而且沃尔特·贝桑特在《伦敦史》中描写道：“(布丁街)四周都是堆满了油、酒、焦油和各种易燃物品的仓库。”
随着伦敦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入了伦敦，但与此同时，本应随着城市经济繁荣而逐渐扩大的城市却因王室政策的约束，限制了伦敦城市的扩张，导致城区人口密度日益增大，卫生条件和居住条件脏乱不堪，1665年大规模爆发的伦敦鼠疫就是其结果之一，而且人们在街道上肆意搭建房屋，将原本狭窄的街道变得更加难以通行。
从多个方面考察伦敦建设情况，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样的城市状况不适宜伦敦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伦敦这样一座中世纪城市与近代早期经济迅速发展的步伐不相一致，对于伦敦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
结语
本文从城市人口、城市环境、城市建设等方面考察了1666年大火前伦敦城的概况，从中可以看出，伦敦城浓厚的中世纪城镇色彩与人们印象中的现代化城市相距甚远，城市人口拥挤，街道狭窄，污水横流，房屋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而且建筑质量不高，而这一切都为1666年的火灾埋下了隐患。
1666年伦敦城大火虽说代价是惨痛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火灾使伦敦城迎来了发展机遇，火灾烧毁了13200间房屋，伦敦城的六分之五都变为一片废墟，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这场火灾消灭了困扰伦敦已久的鼠疫，从此伦敦不再受鼠疫威胁;而且大火使狭窄、拥挤的街道消失了，重建中对伦敦街道的宽度都做出了详细规定;破败的、摇摇欲坠的穷人的木板房也在火焰的吞噬下不见了，转而迎来了以砖石为主的更坚固、防火的建筑。
研究火灾前伦敦城市概况，有助于接下来研究1666年大火发生时的情况以及灾后重建的各项措施，在重建过程中议会颁布了《重建法案》，里面的种种措施皆是依据灾前伦敦城的各项现实状况及其发展瓶颈所拟定的。可以说，1666年伦敦火灾用巨大的代价将这座城市从中世纪推入了现代社会，1666年是伦敦城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后，伦敦城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