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成书
司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将颖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并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于是司马光就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居家极其简陋，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请匠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说：“先王曰，死生命也。”就这样过了15年不问政事的著书岁月。
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资治”两字意谓著“帮助”“治理”。“通”则意谓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以史为镜)。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
《资治通鉴》编修工作艰钜，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加以增删，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清人袁枚称：“李邺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谏，辨建宁之冤，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鉴》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邺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南宋洪迈更进一步考证：
《资治通鉴》述庞勋时，除用郑樵《彭门纪乱》，亦引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贾纬《唐年补录》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录》专记“太和末擒越盗裘甫、平剡县”之事，温公虽用《平剡录》，却不提诈降及计诱，又兼存《玉泉子见闻录》之论。《资治通鉴》大量描述地方史观与社会史观，而别于官修新旧唐书之中央史观。
《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末尾傅奕临终前描述：
其近乎神话色彩的史料来源则是唐人李亢《独异志》、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和宋朝王谠的《唐语林》。另一角度来看，大量引用野史则容易于造成史料可信性失之考辨，朱熹即认为《通鉴》误信《孔丛子》，“则考之不精甚矣”。清人周中孚亦对通鉴引用《赵飞燕外传》之文有微词，“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
《资治通鉴》为宋神宗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资治通鉴》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以夏历为主，作为全书的骨干，若同年有二年号以上，则以后来者为定。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各人先修“长编”，编写“长编”时常在每一事中间空一行以备剪贴，务求其详尽，“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接下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纪〉成书六百余卷，经司马光剪裁、编定为八十一卷。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最后方能定稿。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草稿全部以正楷写成，李焘《巽岩集》载：“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
《资治通鉴》写作时间据资料记载一共花了19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于过度劳累，元丰五年秋天，司马光已罹患“语涩疾”(清朝陈弘谋谓“疑当中风”)，乃预作遗表，内容提及反对变法事。元丰七年十一月司马光《进通鉴表》自叙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亦曾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
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家省思，史家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尴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
助手
虽然此书中司马光自己的意见皆以“臣光曰”出现，但并非司马光一人完成，据资料记载，司马光编集此书，朝廷许他“自辟属官”，他邀请了刘攽、刘恕、范祖禹成为助手，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史家，可谓一时之选。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归刘恕，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资治通鉴》，负责检订文字。删改定稿则完全由主编司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颇为一致。刘恕之子刘羲仲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此外，司马光又出版了《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举要历》八十卷三书来替这本巨著做说明。
评注
元初，胡三省著《资治通鉴音注》，被认为是历代注释《资治通鉴》最佳者。
体裁
涵盖年代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四成，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
释例
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但过于主观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汉、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载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
史事评论
《资治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其中裴子野的论占了10篇，司马迁的论只有1篇。以篇数看来，〈汉纪〉所占篇幅最多、其次为〈唐纪〉。
陈垣《胡注通鉴表微》曰：“《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目录
全294卷：
《周纪》，五卷。战国七雄及其他小国无纪。
《秦纪》，三卷。《周纪》与《秦纪》原为《通志》卷。
《汉纪》，六十卷。西汉初、东汉初群雄无纪。
《魏纪》，十卷。蜀汉及孙吴无纪。
《晋纪》，四十卷。五胡十六国无纪。
《宋纪》，十六卷。
《齐纪》，十卷。
《梁纪》，二十二卷。
《陈纪》，十卷。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无纪。
《隋纪》，八卷。
《唐纪》，最多，凡八十一卷。隋唐之际群雄无纪。
《后梁纪》，六卷。
《后唐纪》，八卷。
《后晋纪》，六卷。
《后汉纪》，四卷。
《后周纪》，五卷。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
周纪
秦纪
汉纪
魏纪
晋纪
宋纪
齐纪
梁纪
陈纪
隋纪
唐纪
后梁纪
后唐纪
后晋纪
后汉纪
后周纪
原稿
《资治通鉴》残稿今存仅8卷，目前藏于北京图书馆。原稿33.8×130公分，共29行，465字，记载东晋永昌元年(322年)一年的史实，自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即将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还止，每段史事开端约一、二字或四、五字，以下接“云云”二字。有宋赵汝述、葛洪、程垓、赵崇龢跋;元柳贯中、黄溍、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祐、任希夷跋。
手稿的最后一段是司马光用范純仁写给司马旦的书札起草，原信用墨笔抹去，字迹依稀可辨：“纯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状，必计通呈，比来伏惟尊候万福，伯康必更痊平。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自取疲耗”以下尚有79字，至清初已不见，大概被割除，卷后有多人题跋;曾题跋的韩性说：“其以牍背起稿，可见其俭;字必端谨，可见其诚;事而书之，该以一二字，可见其博;纸尾谢状词，虽平常字，亦出于手书，可见其遇事之不苟也。”
版本
元祐元年(1086年)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校定《通鉴》初稿完毕﹐送至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但元祐本已不可见。绍兴二年(1132年)有余姚重刻本﹐今多残缺。
中华书局据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发行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分简体和繁体版本，均附“胡注”及“章校”的版本，其再版的版本是当今最好的版本。
写作风格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略依《左氏春秋传》体，重视战争之描写，是一本道地的“相斫书”，如对战国时代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三国时代曹魏与蜀汉、东吴的“赤壁之战”，东晋谢玄与苻坚的“淝水之战”，皆详细生动，如历其境。“赤壁之战”写“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语言生动活泼，跃然纸上;又写曹操的机谋，“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淝水之战”写慕容垂劝苻坚出兵是别有用心：“慕容揩、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又写两军对峙时，秦军未战先惧：“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东晋取得胜利后，“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履齿之折。”
司马光留意军事，严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积极态度抵御外侮。同时司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历代农民战争，例如对于黄巢起义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记载前后经过，严明纪律，及其成功与失败之处，远比两《唐书》(各3000字与7000字)完备。黄巢军进入长安，向百姓发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之语，只有《通鉴》保存了这条宝贵的材料。
司马光大量的从正史中节录史料，又能随时加以剪裁陶铸，文字风格如出一手。《通鉴》并没有太多僻字，以简洁明白为主。例如《后汉书》宦者列传第六十八记载郑众：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八则改为：
《资治通鉴》加强了“帝由是贤之”一句，使得行文流畅，更明白易懂。《资治通鉴》强调防微杜渐，因此认为东汉的宦官为害之烈，实肇始于郑众受到重用，“宦官用权，自此始矣”。《资治通鉴》这种强调“前因后果”的概念，贯穿全书，又如司马光认为汉武帝逼死戾太子，实肇始于“尧母门”，而汉祚不亡则是武帝“晩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中唐时，平卢节度使王玄志病死，高丽人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姑息，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这时司马光发表议论：“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通鉴》又记牛李党争的开端。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杨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翰林学士李德裕和李绅说段文昌所言是实情。结果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李、杨大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通鉴》又认为朱温篡唐乃宦官弄权所致。
又如司马光改为《后汉书》卷四十七的班梁列传：
东汉与羌族之间的战争维持百余年，直到建宁二年(169年)东羌始为段颎平定。《资治通鉴》卷49改“羌遂奔散”为“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实：
司马光引用《三国志·张飞传》之言，写定关羽与张飞两人的性格缺陷，并认为张飞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喜虐待士卒：
另外，司马光《答范梦得书》论修书事说：
《资治通鉴》不书奇节，对往昔史料上所载奇节伟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储君，屈原自沉汨罗江 ，严光足加光武帝腹诸事，姚崇的“十事要说”，悉阙而不录，但对吴起舟中议事、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约则取之。《通鉴》对于迷信、怪诞、符瑞、图谶亦不取，如刘邦入秦，有五星聚东井之;但对于破除迷信之事则取之，如刘裕伐南燕，或劝以“往亡不利”，刘裕以“我往彼亡”对之而最终大胜;又如吕才受命刊定〈阴阳杂书〉、范缜作〈神灭论〉等皆取之。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
司马光主张政简刑轻、轻徭薄赋，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对于一切急进改革，均予以否定，《通鉴》即批评商鞅变法，说“此四君者(四位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对李悝变法更是只字未提，并且盛赞曹参谨尊萧何律。司马光非议变法，不满王安石之新政，他请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书局自随，继续编纂《资治通鉴》;尽管司马光宣称“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他重新执政之后，却尽废新法，苏轼无奈的说：“又是一个拗相公”，虽然司马光将历朝党争提写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却深陷于党争之中不可自拔，《资治通鉴》也差点为新旧党争所毁。
影响
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主席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通鉴》成书不久，其体例后世仿效亦众，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资治通鉴前编》、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秦缃业的《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此书是为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作，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人和战之事。南宋史家袁枢读《资治通鉴》，因分事立目，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钞辑成书《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纪事本末体”之先河;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用意在标榜“正统”、“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读通鉴论》，清代徐干学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有书《玉海》，书里面有一部《通鉴答问》。伍耀光辑《通鉴论》，前有史事简介，季亮时辑《司马温公通鉴论》，宋晞《司马光史论》专辑“臣光曰”，最为简略。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金朝人亦好读《通鉴》，完颜璹与蔡珪、萧贡并称金源一代《通鉴》三大名家。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元好问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
由于《资治通鉴》着重政治军事方面，所以后世有称之为“帝王之书”，即使中国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钻研《资治通鉴》作谋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鉴热，研究者主要都是借此书作商战之用。
翻译
白话翻译本如下：
台湾学者黄锦鋐等27位翻译的《白话资治通鉴》(台湾版由文化图书公司出版，大陆版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台湾学者徐国良等人翻译的《白话资治通鉴》(台湾版由嘉文出版社出版)。
大陆学者张舜徽等数人译注的《资治通鉴全译》(大陆版由贵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台湾版由台湾书房出版)。
大陆学者沈志华等人翻译的《白话资治通鉴》(大陆版由中华书局出版，台湾版由建宏书局出版)。
台湾作家柏杨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将《资治通鉴》重新以现代白话文翻译。他曾提及：“感谢司马光先生和他的编辑群，把这个最混乱的时代，整理出一个纲要，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资治通鉴》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对五胡乱华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除了《通鉴》，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书，有这么大的功能。”。
大陆学者韩兆锜主编的《新译资治通鉴》(台湾版由三民书局出版)。
缺失
局限
《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武德二年确有新的租调法颁布，但似未涉及“庸”。在司马光看来，米价才是经济重点，《通鉴》对唐代各个时期米价的记载达十八次之多。
《通鉴》重视户口，记录了许多唐代的户口数，如开元十四年、开元二十年、开元二十八年、天宝元年、天宝十三载、建中元年、元和二年等。《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司马光尤重陆贽议论，采其奏疏三十九篇。
《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顾炎武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玄、文、史四学，司马光发表评论，四学其实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视，“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通鉴》称美唐宣宗及其大中之治，“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王夫之则一反司马光的看法：“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钱锺书认为《通鉴》不可尽信：“余尝取《通鉴》与所据正史、野记相较，得百数十事，颇足示修词点铁、脱胎之法，至于昭信纪实是否出入，又当别论焉。”。
失误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因时代所限，《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举例如下：
失实
《通鉴》载商鞅变法：“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本传》原文为：“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二者有不小出入，又商鞅变法实行“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通鉴》删“以家次”三字。
《通鉴》卷一作“韩严遂弑哀侯，国人立其子懿侯若山。”，将严遂、韩严二人误当一人。
《通鉴》卷一“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段落，据《孔丛子》“子思居卫，鲁穆公卒”载于周安王二十五年：周安王二十五年，离钱穆所考证子思去世年已近三十年。
《通鉴》卷三周赧王十七年，“赵(惠文)王封其弟(胜)为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数千人。”明末严衍根据《史记》考证，十七年武灵王传位给惠文王时，惠文王不过十余岁，平原君是其同母弟，不足十岁“岂便能养士”。
《资治通鉴》沿用《史记·苏秦列传》记载的苏秦与张仪“合纵连横”之说，但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书》证明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的活动均在张仪死后。张仪在秦国当宰相时，苏秦还没踏上政坛。
《通鉴》卷四乐毅将五国军灭齐过程，大都不见于现今文献，又载：“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封郡百余人不见于现今文献;“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史记·乐毅本传》作“数岁”。
《资治通鉴》卷五“周赧王五十五年”载：长平之战后，白起“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这是照搬《史记》的讲法，但胡三省作注却表示怀疑：“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破赵括，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兵非大败，四十万人安肯束手而死邪!”
《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八年载：“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颂德，明得意。”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沿着山东半岛海岸线一路抵达琅邪，并未乘船“游海上”。
《资治通鉴》卷十七：“(石庆)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这段文字取自《史记·万石君列传》，却把最后一句“然犹如此”削去，失去司马迁“然犹如此”的原意。
《飞燕外传》记淖方成骂赵合德“此祸水也﹐灭火必矣”的话﹐曾被司马光载入《通鉴》，鲁迅怀疑此书是“唐宋人所为”。
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
《资治通鉴》卷四十三《汉纪》建武十五年条云：“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为汝南太守及度田不实，赃罪千余万，下狱。……歙死狱中。”依据《太平御览》卷551《礼义部·棺门》引《东观汉纪》曰：“大司徒欧阳歙坐在汝南赃罪死狱中”说法，欧阳歙下狱原因是汝南赃罪之事。
《资治通鉴》卷六十，称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也。”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时指出：“《蜀书》云备中山靖王胜子陆城亭侯贞之后，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权抚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朱舜水曾指出“诚决”二字不可解，当是“诚快”之误。
《三国志》记赤壁之战，周瑜“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而司马光则记载为“乃取蒙冲斗舰十艘”。
《资治通鉴》魏纪太和二年记载：“收马谡下狱，杀之。”但《三国志》卷39《马良附马谡传》，记“谡下狱故物”，应是病死狱中。
《后出师表》是否出自诸葛亮之手，至今还有争论，而《资治通鉴》全文照录。
《通鉴》卷七九载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二月，除汉宗室禁锢。”这是沿用《晋书·武帝纪》“除汉宗室禁锢”的错误。
《资治通鉴》卷九十九记载：“(慕容)儁大赦，立闵而责之曰：‘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晋书》从未记载慕容儁大赦冉闵，《资治通鉴》时特意加上“大赦”一词与《晋书》原文不合。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载：“刘卫辰复叛代，代王什翼犍东渡河，击走之。”有误，东渡河者不可能是什翼犍，应是刘卫辰，如《魏书·序纪》载：“二十八年(365)春正月，卫辰谋反，东渡河。”。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一说“冲及荥阳太守崔模俱降魏。”《魏书》与《宋书》都记宋军司州刺史尹冲壮烈牺牲，仅荥阳太守崔模投降。
《资治通鉴》卷123《宋纪》文帝元嘉十六年载：“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学，以敦煌阚骃为姑城太守，张湛为兵部尚书，刘昞、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魏书》卷52《刘昞传》载:“……牧犍尊(刘昞)为国师。”而索敞是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
两《唐书》将“特勤”之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
《晋书》记载：“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而《资治通鉴》则记载：“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后赵军队多由胡人组成，只有冉闵是唯一的汉人“将帅”，冉闵绝无能力“命赵人为将帅者”诛杀胡兵。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载“秦遣使者梁构至张掖。”应是姚兴遣使梁斐、张构至张掖拜访沮渠蒙逊，此处误二人为一人。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一》载：侯景攻城，“城内掷雉尾炬，焚其东山，楼栅荡尽，贼积死于城下。”，胡三省在注里更正：“死于城下者，岂能贼哉?侯景驱民以攻城，以其党迫蹙于后，攻城之人，退则死于贼手，进则死于矢石。”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一《陈纪五》记：“齐主游南苑，从官赐死者六十人。”《北齐书》和《北史》的记载：“壬子，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暍”字改成“赐”字。朱熹写《通鉴纲目》，赞同《资治通鉴》的说法：“杀其从官六十人”。
《通鉴》卷一七八记载，开皇十九年达头可汗败代州总管韩弘于恒安，仁寿元年正月下又载：“突厥步迦可汗犯塞，败代州总管韩弘于恒安。”显然是一事两载。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载：大业五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但大业六年，隋炀帝灭吐谷浑次年，隋军又攻下伊吾，并设伊吾郡，这时才是隋朝最大疆域。
《通鉴》卷175记染干(启民可汗)为沙钵略之子，卷178却载“处罗侯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显然一事两说。
《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七月载温大雅复李密书“吾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六屯，颠而不扶，通贤所责。”查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实乃“入典八屯”之误。
《资治通鉴·唐纪》载：“(太宗)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焦竑认为此事不见于《唐书·魏徵传》，应该是误引《唐书·白居易传》：“《献续虞人箴》曰：‘降及宋璟，玄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璟趋以出，鹞死怀中。’”。
节度使始置于何时，史籍记载互有出入。《资治通鉴》称节度使之名自薛讷始，《唐会要》卷七十八“节度使”、《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四、《通志》卷五十六“职官”六，均言景云二年四月以贺拔延嗣为河西节度使，乃节度使之始。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元年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三品。胡注：显庆元年，改户部为度支。”据《唐会要》卷57《尚书省诸司上》云：“显庆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户部尚书为度支尚书，侍郎亦准此。”因此杜正伦为黄门侍郎时户部还未改为度支。
《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十一月条载“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这是错误的，终高宗之世，在长安居多。
《资治通鉴》卷二○二在叙述仪凤三年(678年)魏元忠上书：“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通鉴》有以下结论“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新唐书·元忠传》说的是“弛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是“禁乘马”非“禁畜马”。
《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云：“(二月)方士张果自言有神仙术，诳人云尧时为侍中，于今数千岁;多往来恒山中，则天以来，屡征不至。”据《明皇杂录》卷下“恒山”为“恒州山中”之误。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门之险。”胡三省注：“参考新、旧志，乃是凿山开车路十八里，非漕渠也。”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记载，吐蕃芒松芒赞死于调露元年(679年)二月十一日，有误。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芒松芒赞死于仪凤元年(676)。
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载：“壬戌，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据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二：“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鉴》载：六月，以武为西川节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误矣。当以此诗正之。”
《资治通鉴》卷226，德宗建中元年云：“六月，甲午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两《唐书·崔祐甫传》均载崔祐甫终官中书侍郎，此处“门下侍郎”应为“中书侍郎”之误。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三》载，“蕡由是不得仁于朝，终于使府御史。”《唐鉴》载刘蕡“终于柳州司户”。
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两《唐书》之《卢坦传》载元和八年西受降城为振武河所毁，因宰相李吉甫请移兵天德城事;与《宪宗本纪》记元和七年振武河毁东受降城事本为二事，《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五元和八年条将两事混为一谈，《考异》甚至表示：“三者不同，莫知孰是。”。
《通鉴》取《旧唐书》卷120《郭子仪附郭钊传》，“十五年正月，宪宗寝疾弥旬，诸中贵人秉权者欲议废立，纷纷未定。”又直接把其中的“中贵人”改为吐突承璀，但是当时吐突承璀外放淮南监军。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七》载，会昌四年(844年)三月条，“朝廷以四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考刘濛为巡边使，应从《实录》所载之会昌五年(845)二月二十五日。
《通鉴》卷247载河湟陷蕃“十八州”，取材自《新唐书·黠戛斯传》载李德裕的《赐缘边诸镇密诏意》，岑仲勉认为陇右陷蕃者尚有肃州，应为十九州。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八》载：“上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绹，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其中“至”为衍字，《文苑英华》卷三六〇无“至”字。
《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十年(856年)六月条”载：郑颢欲为宰相，“户部侍郎、判户部、附马都尉郑颢营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与书曰：‘闻汝已判户部，是吾必死之年;又闻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颢惧，累表辞剧务。冬，十月，乙酉，以颢为秘书监。”查《卢氏郑夫人墓志》载郑颢辞职的原因是无法凑足五十万贯的和籴钱。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九》载：“河东节度使李业纵吏民侵掠杂虏，又妄杀降者，由是北边扰动。”事实在党项之叛不始于李业，开成中河东节度使王宰任盐州刺史，“好以法临党项，羌人不安”，上元元年(760)“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十二月，再以凤翔节度使李安业、河东节度使李拭为招讨党项使。
《资治通鉴》卷252，僖宗乾符元年云：“十一月，庚寅，日南至，群臣上尊号曰‘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新唐书》卷9《僖宗本纪》记载尊号“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比《通鉴》多一“明”字。
《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后唐明宗长兴三年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与契丹主阿保机约为兄弟”，应是李嗣源与耶律德光约为兄弟。
编年不当
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
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齐世家》的编年，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金文《陈璋壶铭》云：“佳主五年，奠□陈得再立事岁，孟冬戊辰，大臧□孔璋内伐匽(燕)亳邦之获。”，实际上为齐宣王五年。
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
《通鉴》称建安十八年“九月，阜与叙进兵，入卤城，昂、奉据祁山，以讨超。超闻之，大怒，赵衢因谲说超，使自出击之。超出，衢与梁宽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三国志》则记为建安十九年正月。应以《三国志》为准。
《通鉴》记载蒋琬卒年为正始六年“冬，十一月”，而《三国志·后主传》则称：“(延熙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马蒋琬卒”。应以《三国志》为准。
《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高帝五年(前102年)载：张良“家世相韩，及韩天，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摊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查阅《史记·留侯世家》，张良是在高帝六年正月被封为留侯的。
《通鉴》卷六十一兴平二年载：“夏，四月，甲子，立贵人琅邪伏氏为皇后;以后父侍中完为执金吾。”《资治通鉴疑年录》据《献帝纪》定为甲午。
《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
《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四月条载：“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泾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硖石。”按武德九年四月无“丁卯”、“庚午”、“癸酉”、“戊寅”，日期完全错乱。
《通鉴》载贞观十一年七月、十一月均记突厥大雪，杂畜多死，为一事两载。
《通鉴》卷249载大中二年马植拜相，与左神策中尉马元贽叙同宗交结，四年，贬常州刺史。 两唐书皆记罢相之年为大中三年。
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