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输法”是王安石所推行的一种新法。仿桑弘羊、刘晏之法而加以变通，始于熙宁二年 (1069年)。
简介
其法针对汴京物资需要和东南6路供应严重脱节，富商乘机牟利，农民困于租税的情况，均输法规定扩大运使职权，使其总握东南9路(江南东西、淮南、两浙、荆湖南北、福建、广南)财赋，并主管茶、盐、酒、矾税收和坑治、市舶之入。又自内藏库中拨出500万贯钱和300万石米，作为发运司的籴本。
王安石
沿革
西汉
汉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针对“诸官各自市(购买)，相与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的情况，在全国推行均输法，下令各郡设均输官，将上贡物品运往缺乏该类货物的地区出售，然后在适当地区购入京师需求的物资。此法既能解决运费高昂的问题，又可调节物价。更重要的是均输法舒缓汉武帝晚年的财政危机，桑弘羊对此曾有所赞扬：“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禀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然而，均输法却被批评未能解决物价问题，“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唐代
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均输法一出，知谏院范纯仁请罢均输法，称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并批评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苏东坡反对均输法，认为“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税)之额所损必多”，是“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苏辙也抨击均输法，谓“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不久即辞官而去。
均输法详解
特征
理解“均输法”，最要紧是八个大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不是固定不变地向各地征敛实物赋税，而主要是在灾荒歉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物资，此即“徙贵就贱”。
如果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此即“用近易远”。
于是，均输法就可以达到“江湖有米则可籴于真，二浙有米则可籴于扬，宿亳有米则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之丰歉，间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使得以斡运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以宽民力。万一运渠旱干，则近有汴口仓庾”这样的效果。
与均输法配套的措施有二：
扩大发运司的职权，拨给发运司专项资金，用于采购，赋予“从便变易蓄买”的权力，并增辟官吏。
建立京师所需与发运司上供的信息沟通体制，让发运司预先知晓京师库藏状况，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籴买、税敛、上供。
“均”与“输”
均输法之“均”是改革死板的实物征敛制度，根据年景收成的变化，折钱与购买相结合，依靠市场，舍远求近，通过购买获得上供物资。
“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既是其根本原则，又是其具体办法。总的目的是协调供需关系，提高财政收支的效率，撙节购买、运输等开支，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商人“擅轻重敛散之权”操纵市场的兼并行为，即所谓“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
通观制置三司条例司奏言全文，可以看出其议论的内容，虽然涵盖诸路上供的所有物品，但重点则是京师所仰的东南六路的粮食。
改革的出发点，是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改革的途径，是扩大购买。
均输法之“输”并不是运输，实乃输纳、供应之谓。
宋神宗所言：“《禹贡》纳粟纳秸，此即均输之意”，点明了均输法的本义。
均输法是对东南漕粮供应制度的变革，是属于政府消费性购买范畴的问题，与漕运制度本身并无多少联系。它的着眼点是漕粮，而不是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