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是指宋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酒宴威逼利诱高阶军官交出兵权的一次政治事件。
简介
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被视为宽和典范。
后来，“杯酒释兵权”演变为一个成语，引申为轻而易举解除将领兵权。
发生背景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局面不再出现;二是如何巩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宋太祖赵匡胤
建隆元年末(公元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的某一天，他召见丞相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灭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赵普精通治道，对这些问题也早有所考虑，听了太祖的发问，便提出问题之症结就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治理的办法也无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 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全明白了”。于是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划就这样酝酿出来了，并逐步付诸实施。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宋朝刚刚建立，赵匡胤就吸取了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强中央集权。起初，太祖以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而赵普数次进言说：“臣也不担心他们会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万一有作孽之人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主吗”?这些话实际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记住陈桥兵变的历史，一定要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不久后就采取措施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经过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七月初九，宋太祖在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瓌诸高级将领饮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对军将们说：“我若没有诸位，也当不了皇帝。虽然我贵为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当了皇帝之后，我终日没有好好睡过。”此话令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异心?”赵匡胤说道：“谁不想要富贵?有朝一日，有人以黄袍披在你身上，拥戴你当皇帝。纵使你不想造反，还由得着你们吗?”
守信等将领跪下磕头，哭着说：“臣等愚昧，不能了解此事该怎么处理，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宋太祖借机表达了自己让他们放弃兵权的想法，建议“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大臣们答谢说：“陛下能想到我们这事，对我们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第二天，各位军将就称病，请求辞职，宋太祖一一敕准，并且给予他们优厚的退休金。
人事任免
原任“侍卫都指挥使”兼“归德节度使”的石守信，改为“天平节度使”，保留“侍卫都指挥使”的虚衔;
原任“殿前副都点检”兼“忠武节度使”的高怀德，改为“归德节度使”;
原任“殿前都指挥使”兼“义成节度使”的王审琦，改为“忠正节度使”;
原任“侍卫都虞侯”兼“镇安节度使”的张令铎，改为“镇安节度使”。
结果
此番任免后，宋太祖当年执掌兵权的结义兄弟的禁军职务全部被解除，从此也不再授人。石守信虽然保留着“侍卫都指挥使”的头衔，却已没有任何实权。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镇守棣州、郭进镇守西山、武守琪镇守晋阳、李谦溥镇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赵赞镇守延州、姚内斌镇守庆州、董遵诲镇守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管榷之利，悉以与之，其贸易则免征税。故边臣皆富于财，以养死士，以募谍者，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睹而周知之。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尤也” 。
影响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他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
军事体制改革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第四，立而不设制度。将殿前司的首二帅和侍卫司的首三帅不再除授，以致侍卫司只余下马军和步军的统帅，而没有了原来统合两军的马步军统帅，即是将侍卫司分裂为二。这种在制度上将最高的五个职位空置不授，降低和分割了禁军统帅的职权，使军权服膺于王权。
地方政治改革
对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中央政治改革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评价
“杯酒释兵权”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及君臣和气，轻而易举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权力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影响深远。
不同意此观点的人则认为宋太祖专力巩固中央政权，“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
争议
“杯酒释兵权”一直被传为美谈，但少有人注意其真实性，此事不见于《太祖实录》。“杯酒释兵权”的说法最早出自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司马光的《涑水纪闻》 以及王巩在《闻见近录》也都持此说，但各家记载释兵权的过程多有抵牾，且疑点甚多。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与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则是沿用司马光的说法，并考定日期为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日。近代学者经过考证后，对“杯酒释兵权”提出质疑。邓广铭认为“世传的杯酒释兵权”那一戏剧性事件是查无实据的 1945年，丁则良发表《杯酒释兵权考》，认为此事“全来自传闻，不足置信”。 1982年，徐规等撰文提出疑议，否定该事件的存在。
但也有持反对意见者：王育济与柳立言都认为确有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