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
唐朝从宪宗到宣宗的四十多年里，在对藩镇及外敌是否采取武力制裁的问题上，内廷宦官与外廷宰相争斗，牛李两派壁垒相当之分明，史称“牛李党争”。
在唐朝，士大夫有庶族和士族两大派别，二者既有经济地位上的差别，又有政治主张上的殊异，两派的斗争十分尖锐化。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西北边境主力部队被调回中原平乱，吐蕃乘虚而入，尽占河陇、西域之地，并一度攻入长安。在西南地区，吐蕃联合南诏大举进犯唐朝边境，占领了大片疆土。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吐蕃攻陷维州。
关于维州失守，当时牛李两党因政见不同而分成两大对立派别：李党既是士族一派，以翰林学士李德裕为首，主张武力对抗吐蕃的主战派;另一边牛党则是庶族派，以牛僧孺为代表，主倡安抚吐蕃的主和派。当时，文宗采用了牛党主张而令李德裕退还维州与吐蕃，从战略角度或宰相素质来分析的话，牛僧孺放弃维州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而朝廷内外官员由于出身、政见及门风的不同而分成两大阵营，此种争斗一直持续了四十年之久。
“牛李党争”只不过是宫廷内宦官派系斗争的表面现象，不代表士大夫间不同理想的冲突，也不代表道德上君子与小人的冲突。当时朝政主要是由宦官把持，从穆、文、武、宣宗等几代皇帝均由宦官拥立，而牛李党派要想得势均需各自去依靠皇帝身边掌实权的且属于其派系的宦官才行。宦官在内廷因分成两派都各自从事其权力争斗，而争权斗力的结果也同时会在外廷士大夫那边的牛李两党的盛衰上得到反映。
自从李德裕死后，牛李党争已经慢慢平息下来，但是后来的执政大臣仍念念不忘尽诛宦官，终导致宦官与宰相竞相拉拢藩镇节度使为外援，最后出现朱温篡唐的结局。
李德裕
公元835年(唐太和九年)，27岁的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和李训、郑注策划诛杀宦官，以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11月21日，唐文宗以观露为名，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欲斩杀，被仇士良发觉，双方激烈战斗，结果李训、王涯、贾餗 、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被宦官杀死，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后，互相敌对的宦官家族及派别，渐觉需团结一致来对付企图铲除他们的外廷朝臣。当宦官们警觉到要对付宰相需联结藩镇，于是有族类自觉的意识，后改变策略，一面与藩镇连手共同干政，此时，宦官与宰相的斗争已经不单纯是中央内斗这么简单，已有了性质的改变：变成为藩镇利益服务了。另外，宦官还泛用收养武将为义子的手法来巩固加强自己的势力，可惜后来越收越滥以致失去家族归属感这原有意义，甚至还要死在义子的手里，如田令孜就是被有野心占据四川的王建素杀死，这说明：中央宦官与神策军将、藩镇节度使的义养关系都是建基于利益上的，一旦宦官失去利用价值，或出现利益冲突时，宦官便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宦官与藩镇互相利用。
到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局势一直在变化中，加上民乱的爆发，唐末皇帝的身边已无良臣可依靠，宰相素质低劣，宰相双方皆借助于藩镇之力打击、排挤对方。特别是崔昭纬、崔胤、柳璨等人，更是动辄如此昭宗时，其平衡藩镇政策失效，当权的宰相崔胤要尽杀宦官时，昭宗根本已无力制止甚至为保皇命而不得不从，以致崔胤联合朱全忠尽杀宦官及对手，一切都到了非皇帝所能控制的地步，唐朝已走上被强藩篡权的末路了。所以，宰相与藩镇间也是在互相利用。
严格来说，党争的发展基本上依附着内廷宦官的权力斗争而演变。在懿宗、僖宗、昭宗这几个末期皇帝任期内，虽然朝臣与宦官之间仍在相互利用下合作，但彼此尔虞我诈，使双方不得不以强藩为后援。唐朝后期，一直在宦官与宰相及边镇节度使这三者复杂的关系网中求存的末代皇帝就算竭尽所能仍不能达成所愿，如昭宗企图以亲王招募训练中央军队的部署亦被李茂贞与韩达破坏，亲王全遭韩达所杀，中央军队如同虚设，根本没有能力与藩镇交锋。
本来“牛李党争”是朝官们围绕着执政权分成党派而展开权力的争夺战，但到唐朝末期，延续实施的边镇政策已致使部份藩镇的节度使随着平乱战绩及地盘扩张，势力大且俱野心，加上黄巢内乱，朝廷内外廷官员都去各自勾结外围的强藩以作后盾，与节度使间形成了一种交错复杂的关系网，间接使得局势呈现藩镇愈来愈强而皇权则愈来愈弱，所以到了末代皇帝昭宗时则无可避免地演变成朱温弑帝篡国了。
唐朝的朋党与汉末的钩党是不一样的。汉末的钩党，它的主体是士君子，对立的一方是宦官。唐朝的朋党，则双方都是士大夫，确切的说是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之间的斗争。所谓“朋党”，朋，古文凤的象形字，朋本神鸟，凤飞而群鸟从;古时以五百家为一党，租税徭役利害相关，后来衍变为利害相关集团的代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