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又称天宝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背景

　　唐朝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贞观遗风”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后，国势大增，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状态，属史无前例的盛世。

　　但盛世之下，危机四伏。

　　首先在初唐之时，节度使仅负军事之责，而且人选都为德高望重之臣，并有不久任、不遥任、不兼任之原则。但经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东、西突厥、高句丽等，使初唐时期建立一个很辽阔的边境。中央朝廷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便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在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节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军事与行政的统合使得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成为唐室隐忧。

　　其次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当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事战略相对来说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之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726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中期，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光是账面上的兵力即达18.39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13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最后开元末年，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越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成就杨贵妃的祸水之名，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为人阴险，有“口蜜腹剑”之称，任内凭著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以致言路壅蔽、谄媚当道、忠贞去国、贪饕升天、社鼠残害、民不堪命。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安禄山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反唐。

　　安禄山起兵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趁唐朝廷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约15万士兵，号称20万，在蓟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师，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借口于范阳(今北京)起兵。当时全国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太守、县令或逃或降。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得知安禄山反讯，犹豫后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准备防守;命皇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长安失守与玄宗退位

　　唐人 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特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遇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攻入洛邑。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降，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唐玄宗听信监军宦官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载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朝廷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唐室本可利用险要地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但唐玄宗与杨国忠急于平乱，迫哥舒翰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

　　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北23里)。途中士兵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兵请求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已经被士兵乱刀砍死，玄宗本欲赦免杨贵妃，但士兵继续喧哗，高力士苦劝之下，于是玄宗缢死杨贵妃。

　　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恒州(今日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史思明夺权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今河北临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安庆绪谋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封其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

　　唐廷对史思明存有猜疑，欲策划消灭之，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九节度使之60万军，其围遂解(邺城之战)。宦官鱼朝恩谗毁，郭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战乱结束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安禄山军队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走投无路，于林中自缢，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基于迅速结束战争的考量，招降后任命安史余部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薛嵩为昭义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影响

　　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藩镇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二个月，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捩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当时唐室为了早日结束战事，不惜招抚安史降将如李怀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为节度使、观察使，允许其保留所据地区与兵力，于是藩镇数量激增，全国各地均置节度使。而安史叛将的旧有军力得以维持，因此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 ，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镇割据的问题。如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李宝臣据成德、李怀仙据范阳，皆领节度使之职，即河朔三镇。当时藩镇表面上臣服于唐室，但事实上却割据一方，使唐帝国陷入分裂的状态，当中以河朔三镇为甚 。田承嗣在魏博还公然为叛乱的元凶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四人立祠，称为安史四圣，来拢络河北士卒，甚至可说明河北军心怀念安史，而非唐朝。河北的割据状态可谓一直维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国。唐末年，宣武节度使朱温带兵进入京师长安，控制唐室。其后当朱温废唐哀宗，建立后梁，自立为帝，全国各地随即各自独立。

　　安史之乱之影响也包括促使长安、洛阳的衰落与中国政治重心的转移。自秦汉、隋唐以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一带均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乱后，因战乱持续而残破不堪，李庾《东都赋》描写安史军队“杀人如刈，焚庐若薙”;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故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个皇朝均不再定都于长安或者洛阳。

　　经济方面，华北，关中一带的经济因此而残破 ，经济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经济地位。安史之乱主要蹂躏唐朝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经济大受破坏;相反，江南一带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战乱的摧残，使南方得以保全。而且大量中原人民南迁，为南方带来劳动力，使江南的经济则日益发达，最终其经济规模凌驾于中原之上。

　　唐室为了平乱而向外族回纥借兵，回纥自恃凭平乱有功，也屡屡向唐室勒索威逼财帛，连年的侵扰边境，唐朝声威至此沦落，天可汗制度无法维持。原本隶属于唐朝的西域地区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时间内陆续被吐蕃和回纥所完全占领，结果导致陆上丝路逐渐断绝，而南方的海上丝路则逐渐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