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创作于806年。
一、创作背景分析
白居易出生于书香门第，幼年便学写诗。纵使诗名鹊起，长安十年，白居易依旧一事无成。他回到宣州老家，在27岁参加乡试，一举夺魁。在贞元十六年(800年)，以第四名及进士第，贞元十九年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中才识兼茂明与体用科，授周至县尉。《长恨歌》便写于元和元年。
在贞元十六年至元和十年間，白居易写下了《秦中吟》、《新乐府》(元和二年)等诗。其中《秦中吟》、《新乐府》都是讽喻诗中的代表之作。后期白居易政治一再受挫，开始闲适而居、归心向佛。此时白居易的诗才更多地显示出退守自持、乐天知命的倾向。
《长恨歌》开篇即写到“汉皇重色思倾国”。以一个“重色”表达出了诗人对唐明皇的情感态度。“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这看似是有意为杨玉环与唐明皇的关系进行重写，实质上对于深谙其中荒唐缘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讽刺。“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养尊处优生活的描写与后文杨玉环香消玉殒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李杨二人进行讽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诗人直接指出红颜误国，国君沉迷女色荒废朝政的荒唐，表达出自己对李杨行为的否定。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面对这一出悲剧，诗人仍存一丝感慨，发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叹。主题虽为讽刺，但李杨的爱情不仅是个政治事件，诗人虽有哀，但哀不是主流。
白居易
二、从白居易对自己诗集的分类来看
白居易在自编诗集时，将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关于分类的标准，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明：“自拾遗以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
在感伤诗中并不是没有反映政治内容的作品。如《蚊蟆》：“么虫何足道，潜喻儆人情!”又如《哭王质夫》：“诚知天至高，安得不一呼?江南有毒蟒，江北有妖狐。皆享千年寿，多于王质夫。不知此何德，不识此何辜?”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在主题上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因此，《长恨歌》被归为感伤诗并不能说明它的主题就已经与讽喻无关。《长恨歌》被归于感伤诗，可能是因其“随感遇而形于叹咏”，将叙事说理与诗人的感情结合在一起，这属于诗歌表现形式方面的问题，不应该与它的主题混为一谈。
三、从白居易对《长恨歌》的评价来看
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中，诗人曾言道：“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中有正声。”
按照音乐形式的不同可以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诗是先秦时期各国的民歌，雅诗是诸侯宴饮用的音乐，颂则是用于祭祀的祭祀之乐。“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各国的民歌同时也反映着特定时期的民风民俗，人民吟咏生活时难免在诗歌中夹杂着对于政治的评价。从这个角度看来，民歌其实更能够体现人民对与政治生活的体会。在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后进入汉朝的知识分子仍然不敢轻易妄言国事，而是转眼于在已被奉为经典的《诗经》寻求寄托。《诗经》里的内容经过牵强附会，已经拥有了浓烈的政治意味。到了汉儒手中，风诗的政治作用已经被明显夸大，风诗已经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民谣了。
白居易对与诗歌创作一向坚持“唯歌生民病”的原则，坚持继承汉乐府写实的特点。《诗经》作为诗歌的源头，他评价自己的诗歌具有风诗、雅诗一样的反映诸侯、天子之政的内容以及特点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中有正声”所言“风情”并不是指男女爱情，而是与“正声”互文，指自己的诗歌具有风诗和雅诗关注政治现实、风雅比兴的传统。
《长恨歌》
四、结语
从白居易的生平以及经历可以看出诗人在创作《长恨歌》时是带有兼济天下之意，将《长恨歌》放入感伤诗并不意味着它的主题就已与讽喻无缘，而从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的评价中，更是感受到诗人将其看作有风雅比兴的传统。因此，《长恨歌》是一首具有讽喻性质的诗，并不是一首爱情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