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是由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在长安城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政变。

　　在古代那些皇帝中，说到上位过程最残酷血腥的，唐太宗称得上是罕有其匹。

　　无论李世民的私德和政绩多么光辉夺目，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逼父，始终是他人生中一段无法回避、无法略过也难以言说的尴尬历史。

　　功高震主的秦王李世民

　　唐高祖李渊很幸运，他的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很有才能。特别是第二子李世民，从太原建义之时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参谋作用。

　　李渊对几个儿子很倚重。他起兵南下之时，建成受命指挥左三军，世民指挥右三军，元吉在晋阳宫担任留守重任。

　　查看完整族谱唐高祖李渊的族谱，皇后窦氏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四子。

　　但到了李渊定都于长安，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时，建成与世民的实力对比，开始慢慢发生变化。

　　李渊建国称帝，建成被立为太子，太子是国本，历来不可轻动。因而领兵出战的任务，大部分落到世民的头上。

　　从武德元年到武德四年，李世民相继指挥了消灭陇右薛仁杲、洛阳王世充、河北窦建德、刘黑闼，以及代北刘武周、苑君璋的战争。

　　秦王李世民的威望海内无人可比，唐高祖李渊也高兴的无以复加。

　　由于世民的官爵已经到了极点，再往上就是太子了，李渊别出心裁地册封世民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诸王公之上。

　　唐朝武德年间的唐朝疆域

　　天策上将府可以开府置官署，其下有长史、司马、从事、参军以及六曹等，实际上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军事指挥机关。

　　陕东道大行台这个官职更是不得了。

　　陕是指陕县(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陕以西是关中，陕东就是大唐东部的全部区域。

　　世民的命令在陕东通行无阻，不仅朝廷各部门的命令无法制约，有时就连皇帝的诏命都不如秦王的命令好使。

　　世民还私自招纳士人，开设“文学馆”，著名的“十八学士”都投入其麾下。

　　十八学士分别是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禇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xù)。

　　贞观时期一众名臣，大多出自这个小集团。

　　开府纳士，结党谋私，历来都是忌讳。

　　世民势力的快速膨胀，引起了李渊的不满。有一次李渊与心腹重臣裴寂谈及世民，发牢骚说：

　　“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旧唐书·列传第十四·李建成传》)

　　连当爹的都看不下去了，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太子建成，自然更看不下去了。

　　如果任由李世民的势力这么发展下去，建成的太子地位毫无疑问会发生动摇。太子东宫的属官们，都建议建成赶紧采取措施，限制世民集团。

　　东宫与秦府明争暗斗

　　太子集团认为，世民之所以实力壮大，就是因为屡次带兵出战，才逐步积累起人望。他们建议李建成不能总是安居于东宫，要寻找机会领兵建功。

　　正巧武德五年十一月，河北刘黑闼第二次起兵反唐。

　　太子洗马魏征立即建议李建成出征，以捞取军功。高祖李渊也认为，应当趁此机会平衡一下两个儿子的力量，于是批准建成带兵征河北。

　　魏征

　　刘黑闼第二次起兵远远不如第一次强悍，李建成也非等闲之辈，率唐军顺利地消灭刘氏，为唐朝立一大功。

　　而且借着出征的机会，高祖还把陕东道大行台的职务转给了建成。这极大地削夺了世民的实权。

　　削世民而益太子，实际上公开了太子和秦王的矛盾。自此之后，建成、世民都开始加紧政治竞争。

　　由于建成长居东宫，与高祖近臣接触较多，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李渊头号谋臣裴寂就公开支持建成。大臣封德彝心怀两端，时而倒向太子，时而倒向秦王。萧瑀、陈叔达则坚决支持世民，屡次向高祖陈述秦王的大功，决不能起废黜之意。

　　高祖召三子在城南射猎，建成有一匹胡马，高大健壮且性子暴烈，人骑时经常被掀下马来。

　　建成借口世民骑术精良让他骑乘，世民上马逐鹿，结果被马甩下来。世民又上，如此再三，才终于骑稳。他对宇文士及说，太子此意，不过是想借马杀我，我死生有命，他何必来陷害我。

　　建成闻言，让后宫嫔妃添油加醋地向高祖诬告，说世民自称有天子之命，等闲人伤他不得。高祖闻言大怒，当面斥责世民。

　　又有一次，建成与元吉请世民夜饮，在酒中下毒。

　　世民饮完后腹中暴痛，吐血数升。高祖亲临探视，悲不自胜，一度想让世民远离京师，重回洛阳当大行台。后来被建成劝阻乃止。可见二子争斗，已经相当激烈了。

　　两人不遗余力地争取地方上的势力。

　　建成根据魏征的建议，积极地在各地培养拉拢私人势力。他勾结庆州都督杨文干、幽州刺史罗艺、李瑷都督等人，不断调取精兵回长安，戍守他的太子宫。

　　李世民则以洛阳为据点，委派大将张亮到洛阳——

　　“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旧唐书·列传第十九·张亮传》)。

　　他的心腹温大雅则常年坐镇洛阳，不断以金银财宝招纳山东豪杰。

　　李建成以利害关系拉上了齐王李元吉一同对付世民。

　　元吉性格粗犷，才能和谋略都次于两个哥哥。

　　他目睹兄长争位，也渐渐起了争位之意。他自知论实力绝不是两个哥哥的对手，又见世民实力过于强大，因此采取了联弱抗强的策略，倒向了大哥。

　　斗争到白热化的双方，还把手伸到了对方的营垒之中。

　　建成企图用财货收买秦王府中的猛将尉迟恭、段志玄、李安远等人，但他错打了算盘，遭到这些人的拒绝。

　　此路不通，建成便借高祖之手，将房玄龄、杜如晦、大将程咬金等人调出秦王府，慢慢剪除世民的左右手。

　　世民同样也不示弱，他通过各种拉拢利诱等手段，先后把建成手下的将领常何、太子府丞王晊等人策反为自己的眼线。

　　到了武德九年，太子和秦王的竞争已经不可调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到了分上下、决生死的时候了。

　　决战玄武门

　　由于三四年未曾带兵，秦王府的力量有所削弱，世民手下只剩——

　　“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

　　而太子东宫的武士已多达数千人，双方力量高下一望即知。建成扬言，秦王兵少力孤——

　　“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旧唐书·列传第十四·李建成传》)

　　多重危机之下，世民及其僚属都深怀忧惧。

　　武德九年的夏天，突厥人大举入寇，这件事意外地激化了矛盾。

　　按照以往的惯例，如有征战，一般由世民挂帅出征。但经过二次平定刘黑闼之战，建成对军权的关注越来越高，不愿世民再染指军事。

　　此次出征，他向高祖建议由元吉出马并获得批准。建成还打算调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琼等秦府大将一同出军，借此彻底瓦解世民的部众，使其孤掌难鸣。

　　而后，建成打算乘元吉出征、世民到昆明池饯别之机，令一力士当场击杀世民。

　　建成府中的太子率更丞王晊偷偷将此密谋透露给了世民，世民大惊，召集众将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危急，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先发制人。世民遂定下政变之计。

　　秦王府的力量不如东宫强大，京师还有诸卫兵马，贸然举兵强攻极有可能被消灭。世民的计策是利用建成和元吉进皇宫的机会，在宫城北门玄武门 预先埋伏以袭杀之。

　　玄武门

　　世民遂到宫中向父亲上奏，说建成与元吉淫乱后宫，并揭发建成杀害自己的阴谋。高祖素来也知道几个儿子关系不好，但弄到这个地步是他绝没想到的。高祖决定次日召集诸子进中，当面问个明白。

　　建成也提前知道了父亲的动静，他与元吉商量，元吉建议称病不出，让东宫兵马做好准备，一有情况立即发作。建成却认为，目前兵备已严，没必要过于被动，不如到宫中看看再说。

　　这个决定，最终送掉了兄弟二人的性命。

　　在建成看来，在宫外，他的东宫卫士足以致世民之死命;在宫内，把守宫城要害玄武门的将军常何是自己的老部下，就算发生极端事件，自己也是有胜无败。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早在四年前，他这位老部下就被世民以金钱收买。

　　就在高祖刚刚决定召太子、齐王进宫时，世民就已打通常何的门路，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10人，率少量伏兵埋伏于玄武门，准备动手杀人了。

　　既然到了生死相搏的地步了，世民为何不多带一些人呢?

　　其实不是他不想带，而是皇宫禁卫有制度，出入宫城的人员数量、携带武器都严格受限。这是唐高祖自身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即使几个儿子也不能例外。

　　李世民虽说打通了玄武门守将的关节，但若是闹的动静太大，引起高祖的注意，反而会坏了大事。

　　建成和元吉两人受召入宫朝见高祖，走到临湖殿，感觉有点不对劲，于是迅速拨马返回。世民迅速驰马突出追赶，大呼建成勿走。

　　元吉回头引弓射世民，不料连射三箭都未能射中。世民接着引弓，一箭击毙建成。

　　李世民正追射元吉，座下马突然受惊窜入林中。世民跌落下马，又被树枝牵碍一时无法起身。元吉纵马赶到，要用弓弦勒死世民。正在危急时刻，尉迟敬德率70余骑杀来，将元吉当场击毙。

　　玄武门之变

　　东宫留守人员听说有变，立即联合齐王府发兵进攻玄武门。

　　由于世民之前部署得力，玄武门部分守将倒向秦王，坚决地守住宫门。东宫和齐王府兵猛攻不克，只好调头去攻秦王府。

　　尉迟敬德亲自拿着建成和元吉的人头赶回秦王府，晓谕众军不要继续执迷不返。东宫和齐府兵眼见主人已死，再打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哄然溃散。

　　稍后，尉迟敬德又奉命进宫向高祖秉报情况。高祖闻讯大恸，然而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在萧瑀、陈叔达等人的劝说下，高祖下令所有军队一律听秦王调遣，同时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晓谕建成的部众，一场血腥的事变最终平息下来。

　　玄武门之变奠定了世民的太子地位，高祖李渊痛心于儿子们互相残杀，两个月后让位于世民，心灰意冷地当了太上皇。

　　唐朝人对玄武门之变的态度，起初唯唯不敢言。

　　唐初官修皇帝实录都讳莫如深，唐太宗看到后很不高兴，坚称自己做的是“安社稷、利万民”的好事，让史官们秉笔直书，不得隐讳。

　　自此之后，唐朝、五代的官方史书，都带着贬建成、褒世民的态度书写此事。直到宋人编修《资治通鉴》，才提出世民杀兄屠弟的做法确实有悖于传统道德，这成为后世批评玄武门之变的一个重要源头。

　　之所以有人说对有人说错，不外乎出发点不同。

　　言对者认为太宗上位开启治世，结果是好的，过程就不必过多计较;说错者则从人性出发，不管为了什么，杀害亲生兄弟违背人性、违背基本社会公理，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

　　或许，这就是政治事件的本质属性，标杆立不准，是非也就难以评判。

　　某种意义上，历史有时由胜利者书写，有时由幸存者书写。反而是对客观史实的追溯与探讨，在今天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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