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渠又称汴河，作为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连接了黄河与淮河，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沟通了江苏盱眙境内的淮河，全长650公里，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
简介
通济渠自河南省郑州市荥阳的板渚(今汜水镇)出黄河，经鸿沟、蒗荡渠、睢水沟通了江苏盱眙境内的淮河，全长650公里，共流经3省6市，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魏、晋后开封以上河段改称汴水，自开封以下河段改称蔡水(蔡河)。
据《大业杂记》记载，通济渠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两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
2009年1月8日，通济渠商丘南关段发掘出城市河市区河岸，这是中国大运河考古首次发现城市河岸，也是通济渠考古发现的最大的码头遗址。通过清理河岸遗存可以发现当时建筑密集，贸易繁荣，堪比北宋著名画作《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场景，为隋唐至北宋时期中国大运河历史研究增添重要考古材料。
通济渠
形成变迁
通济渠的前身是战国时的鸿沟。鸿沟是战国时期陆续开凿成功的，是当时中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公元前364年，梁惠王欲称霸诸侯，从山西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开封市西)，迁都后两次兴工开凿运河。
公元前360年，魏国曾在黄河圃田(今郑州市中牟县西)间开凿一条大沟，引黄河水入圃田，又从圃田开凿运河用于农田灌溉。
公元前339年，魏国又从大梁城的北部开凿大沟引圃田水灌溉农田，这就是鸿沟最早开凿的一段。鸿沟的主干，以魏都大梁为中心，从今荥阳县(今郑州市荥阳)以北，和济水一起分黄河水东流，经过魏都大梁，折向东南再经过陈都宛丘(今淮阳县)，向南注入颍水，而颍水下流注入淮河。另有丹水成为鸿沟的分支，从大梁东流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注入泗水;睢水从大梁以南自鸿沟分出东流，经过宋都商丘(今商丘市睢阳区)，经宿州(今安徽省宿州市)，江苏睢宁县以北，注入泗水;濊水也在大梁以南从鸿沟分出向东南流，经过蕲(今安徽省宿州南)而流入淮水。这样以大梁为中心，就构成了济、汝、淮、泗之间的水运交通网。大梁凭借优越的水利交通条件，初步显露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诸侯辐辏”的魏国国都。魏国灭亡后，鸿沟不断遭到毁弃，秦汉南北朝之际，这里先后出现过沙水、蔡水、汴水、官渡水、莨荡渠等名称的河流，尽管这些河流并不是一个河床，可走向都是自开封附近或南或东，大体上都是东南走向，流入淮河。
605年，杨广力排众议，下令由杰出工程专家宇文恺主持，开凿大运河，主要是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梁，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黄河)，自板诸引河通于淮”，长1000多公里。通济渠施工时，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要行龙舟，龙舟舟体巨大，运河必须凿得很深，否则无法通行。如此浩大而艰巨的工程，杨广要求的时间却极短。从3月动工，到8月就全部竣工了，创造了人类开凿运河的奇迹。当然，这种奇迹的创造，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凿渠和造船过程中，“役丁死者什四五”。官员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通济渠开通后，杨广立刻从洛阳登上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几千艘舳舻，南巡江都。因此，隋朝时称通济渠为御河。
《虞城县志》记载了一段杨广沿通济渠“巡游”的盛况：“偕皇后、嫔妃、贵戚、官僚、僧尼、道士等，分乘龙舟、杂船五千二百余艘巡幸江都。”杨广乘坐的龙舟，实际上是奢侈豪华的水上宫殿，其“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二百房，皆饰以金玉，下重有内侍处之”。而皇后乘坐的翔螭舟，除尺寸略小一点外，其装饰和龙舟无异。在龙凤舟前后，另有三重高的花、鸟、虫、鱼彩船九艘，作为流动的“浮景”以供帝妃、王储、公主们游乐。这些龙凤舟和“浮景”船队，组成水上宫殿群体。尾随其后的是各类随行官员的船只数千艘，其后还有补给船只，承载各种供奉之物，以备随时之用。
608年，隋炀帝沿洛阳东北方向开凿永济渠，沟通沁河、淇水、卫河，通航至天津，接着，溯永定河而上，通涿郡。
610年，隋炀帝继续开凿江南运河，使得镇江至杭州段通航。
至此，以京都洛阳为中心，通过通济渠、永济渠两大渠道，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总长2700公里的中国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
通济渠
干流情况
通济渠自河南省郑州市荥阳的板渚出黄河，至江苏盱眙入淮河，共流经现今3个省6个市20个县区，全长650公里。顺序为：河南省的荥阳、郑州市、中牟县、开封市、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市、虞城、夏邑、永城;安徽省的濉溪、宿州、灵璧、泗县;江苏省的泗洪、盱眙。无论从规模、长度或从地理位置上讲、通济渠在整个大运河系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通济渠在唐朝以后改称汴河。
史料记载
《禹贡半月刊》载《隋运河考》指出：“《史记·秦本纪》中记载，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河南通志·.河防考二》：“河沟者，鸿沟也。”《水经注》：阴沟本莨荡渠，在浚仪县(开封市)北，自王贲断故渠引水东南以灌大梁，谓之梁沟，于是水出县南，而不经其北，遂自梁沟为莨荡渠，亦曰鸿沟。汉名之曰汴渠、莨荡渠。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四月，诏修汴渠。嗣后五胡乱华，晋室南渡。此渠渐淤塞。至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伐后秦，始开汴渠。宋书武帝纪：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此即后来隋之通济渠也。
通济渠到元代才湮塞，《开封府志》卷五《汴河》：“隋大业元年，开通济渠，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宋定都汴梁，汴水穿都中，有上水门、下水门，岁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万石达京师。常至决溢，设官司之。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黄河决，始淤塞。旧府治南有汴梁故迹，即其地也。”
《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志》卷十四《河防》：汴河在府城门南五里，或曰即浪荡渠，元，至元中淤。嘉靖中曾疏之，今复成平陆矣。(元代年号中有两个“至元”，分别是公元1264-1294年、公元1335-1341年。)
《宿州志》(清，光绪何庆钊等修撰)卷三《舆地志》：(汴水)南渡后渐湮。元泰定初，黄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埇桥亦废。
《宿州地区志》“元泰定元年(1324年)，黄河行故汴渠，仍在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宿州埇桥亦废。”
《宿州市志》“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汴水复于徐州与泗水合流，至清口入淮，原流经宿州城的汴水湮没，埇桥由此废。”
治理开发
大运河开通后，对促进中国的商贸往来、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言：“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苦，后代实受其利焉。”
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运河岸边的一些码头及旧城因运河的航运而迅速发展与繁荣了起来，如运河南端的杭州，长江岸边的江都，运淮汇合处的楚州(今淮安)，运黄汇合处的汴州(今开封)及运河中途的宋州(今商丘)。而通济渠，更是连接黄河文明与淮河文明的一段大动脉。当时，通济渠两岸的城镇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当时的宋州，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大都市，至北宋时，因其繁荣与兴盛而被建为南京。
大运河的通航促进了商丘的繁荣。大运河通航后，商丘成了唐、宋时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尽显交通枢纽地位。唐玄宗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南下必须经过睢阳(商丘)城。唐代名将张巡以数千老弱病残之躯，抗击叛将尹子奇统领的10万大军达10个月，极大地消磨了叛军的意志，延迟了叛军南下速度，保住了江南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通济渠是大运河重要的一部分，除洛阳至黄河的一小段外，通济渠绝大部分是“引黄入淮”，因黄河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所以要经常疏浚。唐、北宋时期，朝廷都成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疏通河道。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解决通济渠的淤积问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清淤工作。在引黄河水处，向西开渠50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改善了水质。据记载，通济渠在唐、北宋时期的航运地位显著，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渐增大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11.62亿公斤)。
通济渠开通航运后，商丘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显著增加，至唐代时已成为全国的大都市之一。盛唐著名诗人杜甫、李白等纷纷慕名到商丘游览，并对当时商丘的繁华用诗词大加赞颂。杜甫在《遣怀》诗中写道：“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舞影歌声散绿地，空余汴水东流海。”刘昭允说，从这些千古传诵的佳作中，可以隐约看到一座繁华大都市的景象：道路四通八达，汴水(即大运河)直达于海，舟车来往，络绎不绝。城内街道宽阔壮观，住着达9万户的居民。每当夜幕降临，酒馆茶楼高朋满座，灯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开怀畅饮…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据《揽辔录》记载，北宋灭亡后50年，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的时候，“河已塞”，大部分河段已经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苏杭。通济渠越来越落寞，成了一些文人骚客吟诗填词、寄托哀苦的荒草堤。
通济渠凿成后，与邗沟便成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多走这一水道。特别是它对南粮北运，意义更为重大。隋炀帝在洛阳周围建有许多大型粮仓，如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回洛仓、河阳仓、含嘉仓等，这些仓城都储有大量粮食，其中洛口、回洛两仓，即多达2600多万石，它们中的一部分，便是经通济渠从江淮一带运来的。
古通济渠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宏伟工程，是祖先留下来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隋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及当时的水利史、航运史、造船技术、陶瓷技术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申遗状
郑州段
通济渠郑州段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包括通济渠索须河段和通济渠惠济桥段。通济渠索须河段为现状河道，西自丰硕桥，东至祥云寺村与贾鲁河交汇处，长约16公里，呈西—东走向，部分河段河面宽40余米，河堤基宽20余米、顶宽近7米，河床宽200～300米不等。此河道为不通航河流，主要是城市泄洪排涝景观河道。通济渠惠济桥段经考古调查和局部试掘，确认埋藏于地下的河床、河堤遗迹基本保存完整。现已探明的河道北起东孙庄村东侧黄河南岸大堤处，南至索须河段丰硕桥处，全长约4公里。除惠济桥处尚保留一段河道外，其余部分均已埋于地下。考古勘探显示，地下埋藏部分运河故道宽150～220米，两侧断续保留有河堤，经勘探河堤顶宽4～6 米，底宽8～12米。
商丘南关段
通济渠在商丘市自西向东流经睢县、宁陵县、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县、夏邑县、永城市，全长199.7公里。
通济渠商丘南关段位于商丘古城南约2.5公里，是通济渠沿线重要的河道与水工遗存，展现了唐宋时期通济渠夯土驳岸的形制与工艺，以及通济渠巨大的河道规模，反映了河道历史的线路与走向。
考古发现的商丘南关遗址段河道长约1公里，宽约120米，河深16米，呈东西走向，是目前通济渠沿线发现规模最大的一处河道、驳岸遗址。
遗址核心内容包括一段长约60米的河岸及大面积伸向河道内的突堤遗存面，距地表深4.2～5.2米，遗存面上车辙和行人的足迹清晰可见，已清理出的河岸高度约5米，均为夯土筑建，这为真实了解隋唐至北宋时期通济渠的使用时间、河道变迁、疏浚历史，以及河岸的筑建方法、加固方式、加高过程、用料选择等提供了考古实物资料。
商丘南关遗迹和遗物因有厚达4～10米的淤沙覆盖，保存完整，考古清理出土遗物丰富，且较为罕见。发掘所见的夯筑河岸地层中，包含了大量砖、瓦、陶器瓷器等遗物，特别是碎瓦块数量众多，可见当时运河沿岸历史上房屋建筑很多，生活居住的人也较多，充分显示了当年南京码头的繁华盛貌。从清理出的河岸堆积看，此段运河沿用历史较长。从两次发掘出土的各类遗物综合情况判断，目前经清理揭露的河岸的时代大致属于唐宋时期，最晚不会晚于金代，这与文献中关于商丘南运河历史的记载相吻合。河岸保存的最后使用时陡峭的立面及驳岸面上的各类遗迹也保存完整，为真实了解隋唐至北宋时期通济渠的使用时间、河道变迁、疏浚历史;驳岸的筑建方法、加固方式、加高过程、用料选择;驳岸的构建形态、道路分布、功能分区等首次提供了经科学发掘的实物证据。
商丘夏邑段
通济渠商丘夏邑段是通济渠沿线重要的河道与水工遗存，展现了隋唐宋时期通济渠河道巨大的规模尺度、形制与工艺，反映了河道历史的线路与走向。
该遗址发现了规模较大的河堤文化遗存和河道遗存，主要包括：堤顶宽25米的早、中、晚三个时期上下叠压的南侧大堤遗存、堤顶宽30米的北侧大堤遗存、两堤之间宽约100至120米的河道遗存、晚期大堤外侧多个时期堆筑的大堤外护坡遗存、黄沙土粘土混合筑成的晚期大堤顶面密集分布的木桩、遗迹等。由晚期大堤表面发现的典型宋代清釉瓷碗片推测，大堤的筑建使用年代为唐宋时期(公元7至12世纪)。
通济渠商丘夏邑段三个时期上下叠压的大堤遗存反映了此段运河在唐宋时期(公元7至12世纪)持续进行修筑与维护的情况。几个时期筑建的规模巨大的护坡大堤和木桩痕迹，证明了大运河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清淤疏峻的历史事实，反映了大运河大堤在使用期间得到经常性维修保护，加固清理的情况，是大运河通济渠段作为宏大尺度的水利工程的考古证据，也印证了史书记载大运河大堤筑建时使用树桩加固大堤的史实，反映了隋唐宋时期通济渠河道巨大的规模尺度，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高超水平的直接见证。
此外，在南侧大堤外侧发现了顺沿河堤方向修建的古代道路遗存，宽约16米，印证了史书中关于大运河堤外为官道的记载，为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提供了考古资料。
交通状况
此地区位于黄淮地区，与陇海、京广、焦柳、京九和京广等铁路线相互交织;运河一线有平行公路，交通方便，如开封市区以西的大运河基本沿郑开大道分布，商丘以东的大运河基本沿商永公路分布，安徽段基本沿永宿公路分布;此地还有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徐州观音机场，洛阳机场等。
通济渠连接了长三角地区和中原城市群。长三角是中国最主要的旅游客源地之一，运河中部也靠近山东经济区，西接关中城市群。随着人们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景区文化内涵的开发将成为衡量其生命力的重要指标。该地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很大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