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隋炀帝皇后萧氏

隋炀帝

2021-10-14 15:25:02

　　隋炀帝(569年-618年)，即杨广，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的嫡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604-618年在位)。

　　人物简介

　　隋炀帝美姿仪，少聪慧，初封雁门郡公。开皇元年(581年)，册立为晋王，参与灭陈朝，阴谋夺宗。开皇二十年(600年)，册立为皇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正式即位。在位期间，在前人修的众多运河基础上疏浚修隋朝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迁都洛阳。改州为郡，又改度量衡依古式;频繁发动战争，西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滥用民力、穷奢极欲，引发全国范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导致隋朝崩溃覆亡。

　　大业十四年(618年4月11日)，江都兵变之后，为宇文化及叛军所弑。隋恭帝杨侗追谥为明皇帝，庙号世祖;唐高祖李渊追谥为炀皇帝，夏王窦建德追谥为闵皇帝，《全隋诗》录存其诗四十余首。

　　生平经历

　　早年经历

　　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杨广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史书称：“美姿仪，少聪慧”。在北周武帝时，荫蔽父亲杨坚功勋，受封为雁门郡公。

　　开皇元年(581年)，封为晋王，官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岁。后又授任左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等。

　　夺宗太子

　　隋文帝暗中命令善于看相的人来和把所有的儿子都看了一遍，来和说晋王(杨广)贵不可言。不久，隋文帝幸临杨广的府邸，看到乐器的琴弦大多断绝，又有尘埃，好像没有使用，以为杨广不喜欢歌舞艺妓，很赞赏他。杨广更加伪装自己，当时人们称他仁孝。

　　开皇八年(588年)冬天，隋朝兴兵平南朝的陈，刚二十岁的杨广是领衔的统帅，真正指挥全军的是高颎，在前线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名将。

　　北周武帝功业方隆，平齐之后，正将饮马江南，却突然去世。陈叔宝昏庸，又缺乏贤良将相。隋文帝即位之初，便处心积虑，以平陈为目标(如韩擒虎、贺若弼之任命)。贺若弼济京口，韩擒虎济采石，令陈军措手不及。隋军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平陈后，进驻建康，杀掉了陈叔宝的奸佞之臣及宠妃张丽华，封存府库，将陈叔宝及其皇后等人带返隋京。班师后，杨广晋封太尉，受赐辂车、乘马，衮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

　　开皇十年(590年)，江南各地发生反叛。隋文帝派杨素去讨伐。杨素、麦铁杖、来护儿、史万岁消灭各路造反势力，彻底平定了江南。之后，杨广奉命到江都任扬州总管。

　　开皇二十年(600年)，突厥进犯，杨广率军出灵武，却没有任何俘获而返回。

　　太子杨勇好学，善于写词赋，性格宽仁和后，率意任情，没有虚伪作假的行为。杨勇曾给自己的蜀铠装饰花纹，隋文帝见了不高兴，恐怕导致奢侈风气。独孤皇后非常厌恶自己的儿子及大臣有妾怀孕。太子杨勇宠幸的美人多，太子妃元氏却突然死了，独孤皇后认为是太子的爱妾云氏害的。独孤皇后派人监视，寻找杨勇的罪过。杨广得知这些，更加自我伪装，侍妾只是凑够数量，却只和萧妃起居在一起。皇后因此轻视杨勇，称赞杨广的德行。杨广每次来朝，车马侍从都俭约朴素，恭敬的应对朝臣，礼节极其谦卑，因此名声在隋文帝的儿子诸王里是最好的。杨广又向独孤皇后诬告杨勇要陷害、屠戮。从独孤皇后的回答中，杨广知道了皇后已经改了主意，便设计夺取储君的地位。杨广与张衡等人定策。杨广、杨素、独孤皇后不断陷害杨勇。最终，开皇二十年(600年)十月，隋文帝废杨勇，十一月，改立杨广为皇太子。

　　即位为帝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患病住在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都进入仁寿宫侍病。文帝召皇太子杨广入内居崐住在大宝殿。杨广考虑到如果文帝去世，必须预先作好防备措施，他亲手写了一封信封好，派人送出来询问杨素。杨素把情况一条条写下来回复太子。宫人误把回信送到了文帝的寝宫，文帝看后极为愤怒。天刚亮，陈夫人出去更衣，被太子杨广所逼迫。陈夫人拒绝了他才得以脱身。她回到文帝的寝宫，文帝奇怪她神色不对，问什么原因，陈夫人流着泪说：“太子无礼!”文帝愤怒，捶着床说：“这个畜生!怎么可以将国家大事交付给他!独孤误我!”于是他叫来柳述、元岩说：“召我的儿子!”柳述等人要叫杨广来。文帝说：“是(杨)勇。”柳述、元岩出了文帝的寝宫，起草敕书。杨素闻知此事，告诉了太子杨广。杨广假传文帝的旨意将柳述、元岩逮捕，关进大理狱。他们迅速调来东宫的裨将兵士来宿卫仁寿宫，宫门禁止出入，并派宇文述、郭衍进入调度指挥;命令右庶子张衡进入文帝的寝宫侍侯文帝。后宫的人员全被赶到别的房间去。一会儿，隋文帝死了。因此朝廷内外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杨广即位。

　　赵毅在《大业略记》中记载隋文帝被张衡毒死。马总在《通历》中记载隋文帝被张衡“血溅屏风”。

　　杨广继位后，假传隋文帝遗嘱，逼迫杨勇自尽。还有亲弟蜀王杨秀被他诬陷使用巫蛊诅咒隋文帝及幼弟汉王杨谅，被剥夺官爵贬为庶民软禁于内侍省，后与诸子一起被软禁，不得与妻子相见。

　　其弟汉王杨谅以讨杨素为名，在并州起兵，杨广派杨素镇压，杨谅降后被幽禁至死。大业三年(607年)3月4日，杨广诛杀侄儿长宁王杨俨，又把剩余的侄儿(杨勇诸子)安城王杨筠、安平王杨嶷、襄城王杨恪、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颍川王杨煚、杨孝宝、杨孝范贬到岭南，在路途中全部被处死。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赐突厥启民可汗帛二千万段，启民可汗的手下也各有赏赐。还赐给启民可汗车马，地位高于隋朝的诸侯王。高熲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自蒙寄任，竭诚尽节。高熲认为杨广对启民可汗过度优厚，高熲对何稠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贺若弼也说对待启民可汗太奢侈。杨广将高颎、宇文弼、贺若弼处死，将高熲的儿子流放到边疆，将宇文弼、贺若弼的妻子与孩子贬为奴婢。苏威也被连坐，丢官。萧皇后的兄弟萧琮因为与贺若弼友善，也被废于家，不久就死了。

　　大业八年(612年)，杨广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

　　工程征讨

　　大业元年(605年)，营建东京(609年改称东都)，历时十个月，每月使用二百万人。但是，杨广时期修的东京没有外城，只有短垣。后世武则天时期才建造了外城。

　　隋炀帝杨广

　　杨广下令修运河，造龙舟、楼船等各种船数万艘，分别用于杨广数次幸江都(扬州)。杨广登基后一幸江都时，龙舟四重，高四十到五十尺，长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重有房一百二十间，都用金玉装饰，下重为内侍居处。

　　杨广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各地大修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其中著名的有显仁宫、江都宫、临江宫、晋阳宫、西苑等。

　　大业元年(605年)，杨广命令下令修建建造显仁宫，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运到洛阳，又用海内的嘉木异草、珍禽奇兽充实园苑。杨广命令王弘等人到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洛阳的官吏监督劳役严厉急迫，十分之四五的役丁死亡了。杨广又下令在洛阳建造天经宫。

　　西苑方圆二百里，苑内有海，周长十余里。海内建造蓬莱、方丈、瀛洲诸座神山，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山上，无论从那方面看都如若仙境。苑北面有龙鳞渠，曲折蜿蜒地流入海内。沿着龙鳞渠建造了十六院，院门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持，院内的堂殿楼观，极端华丽。宫内树木秋冬季枝叶凋落后，就剪彩绸为花和叶缀在枝条上，颜色旧了就换上新的，使景色常如阳春。池内也剪彩绸做成荷、芰、菱、芡。炀帝来游玩，就去掉池冰布置上彩绸做成阳春美景。十六院竞相用珍羞精美食品一比高低，以求得到杨广的恩宠。杨广喜欢在月夜带领数千名宫女骑马在西苑游玩，他作《清夜游曲》，在马上演奏。

　　炀帝游江都时，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所经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

　　大业七年，杨广下诏征天下兵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隋军出动一百一十三万士兵，二百多万位民夫，却败于辽东城(今辽宁辽阳)。次年再发兵围攻辽东城。这时，在黎阳仓督运军粮的杨玄感看到“百姓苦役，天下思乱”，便乘机起兵反隋。杨广被迫从辽东撤军。杨玄感败亡后，杨广下令追究，杀了三万余人，并且籍没这些人的家人与财产。三分之二的人是被冤杀的。杨广还流徙六千余人。杨玄感围东都洛阳时，曾开仓赈给百姓。杨广命人将接受米的人都坑杀在都城以南。

　　大业十年(614年)，杨广第三次发兵进攻高句丽，因隋末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隋王朝岌岌可危，最后只好议和收兵。

　　大业十一年(615年)，杨广依例北巡长城，始毕可汗率兵将其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杨广派人向始毕之妻、隋义成公主求救，义成公主遣使告知始毕“北边有急”，加上隋朝援军相继抵达，始毕在九月撤围而去。

　　农民起义

　　杨广年年出巡，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都大造离宫。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他为了开掘长堑调发今山西、河南几十万农民;次年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两百万人;自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六年(610年)，开发各段运河，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丁男一百二十万，役死者过半。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率领民众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起义，隋末农民起义终于爆发。刘霸道、孙祖安、张金称、窦建德等纷纷率领农民百姓起义，农民起义军力量迅速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

　　大业九年(613年)，农民起义不仅遍及山东、河北等地，而且发展到全国范围。在大业九年上半年，平原、灵武、济北、济阴、北海等地均爆发农民起义，迅速高涨起来的农民起义给隋朝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同年六月，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抗杨广，隋朝大军从辽东撤回，向杨玄感展开攻击，杨玄感的起兵很快失败了，杨玄感自杀。隋朝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击败卢明月、张金称、高士达、刘元进，坑杀农民起义军。而翟让瓦岗寨、窦建德、杜伏威、林仕弘等农民起义军则屡次击败隋朝大军，发展壮大。杨广想用血腥屠杀的恐怖政策恐吓人民，把抓获的人都杀死，却阻止不了更多农民起义的出现，反而使更多的人民参加到农民起义军中去，“所在蜂起”，“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农民起义发展为全国规模。杨广妄图遏止起义力量发展，下令各地郡县、驿亭、村坞筑城堡，将民众迁往城堡中居住，于近处种田，以图控制。他不愿正视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现实，身边的佞臣也不以实情相告，谎称造反的农民“渐少”。

　　身死国灭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杨广从洛阳去江都。次年四月，李密率领的瓦岗军逼围东都，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历数杨广十大罪状。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在晋阳起兵，同年十一月攻入长安，拥立杨侑为皇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

　　杨广在江都却越发荒淫昏乱，命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又引镜自照，预感末日将到，锐意尽失的杨广晚年常引镜自照，对萧后和臣下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杨广见天下大乱，已心灰意冷，无心回北方，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准备迁居那里。从驾的都是关中卫士，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这时，虎贲郎将元礼等，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杨广闻变，仓皇换装，逃入西阁。被叛军裴虔通、元礼、马文举等逮获，杨广欲饮毒酒自尽，叛军不许，遂命令狐行达将其缢弑，时年五十岁。杨广造成的大乱，使华夏人口锐减到两百余万户。

　　杨广死后，由萧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后陈棱集众缟素，为杨广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

　　杨广遇弑的消息传到洛阳，洛阳群臣拥立杨广之孙越王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杨侗追谥杨广为明皇帝，庙号世祖，农民军领袖窦建德追谥杨广为闵皇帝，同年，李渊逼迫傀儡杨侑禅让，建立唐朝，追谥杨广为炀皇帝。不久，洛阳权臣王世充逼迫杨侗禅让，隋朝正式灭亡。

　　唐朝平定江南后，于贞观五年(631年)，以帝礼改葬于雷塘。

　　为政举措

　　政治

　　改革官制

　　隋炀帝改官制，增设殿内省，与之前已有的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共同成为五省。隋炀帝还增置谒者、司隶二台。分太府寺为少府监。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国子学为国子监，将作寺为将作监，并都水监，总为五监。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为左右骑卫。左右武卫依旧名。改领军为左右屯卫，加置左右御。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是为十二卫。又改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依旧名，共同组成十六府。

　　大业律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颁《大业律》。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

　　后来杨广对外征讨、对内穷奢极欲，赋税征敛繁多。有关部门都按照时限胁迫百姓，只求能完成任务，刑法典章都被远远抛弃，贿赂公行，穷困百姓无处申诉，只能聚集成为盗贼。杨广就改为制定严厉的刑罚，诏令天下盗窃罪以上，不论罪行轻重，不必等待上报朝廷，都处斩。百姓转而相互聚集，攻打城邑，诛杀惩罚也没能禁止。杨广因为盗贼不能平息，就更加施行酷烂的刑罚。大业九年，又诏令做盗贼者没收其家眷与财产入官。从此各路盗贼大规模兴起，各郡县的官长又作威作福，对人的生杀任意而为。到杨玄感造反，杨广诛杀他，株连到九族。其中尤为严重的是，施行车裂、头悬挂示众的刑罚。还有凌迟处死、并且用箭去射，命令公卿以下臣僚碎割其肉而食。百姓怨恨叹息，天下大乱。

　　迁都洛阳

　　汉魏洛阳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于是杨广另选地质，重新营建洛阳，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洛阳的工程。

　　当初，杨广登邙山，观伊阙，说：“这不是龙门吗，自古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城?”仆射苏威回答说：“自古非不只，只是等待陛下。”杨广非常高兴，于是讨论在此建都。仁寿四年，杨广诏令杨素、宇文恺营建东京，大业二年，新都城建成，于是移居。其宫城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穿过都城，有河汉之象，东边距离旧城一十八里。

　　杨广时期修的东京没有外城，只有短垣。后世武则天时期才建造了外城。

　　杨广迁都洛阳一事，并非完全出于荒淫逸乐，而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军事

　　吐谷浑征

　　吐谷浑汗国是在青海、河西一带的国家。始祖是辽西鲜卑慕容涉归的庶长子慕容吐谷浑，吐谷浑与慕容廆不和，率众西迁，最后在青海一带定居。吐谷浑于329年建汗国，典章制度类同晋制，风俗与柔然、突厥相似。大业四年(608年)隋臣裴矩指使高车袭击吐谷浑，吐谷浑向隋朝请求援军。杨广乘机出兵，于隔年灭吐谷浑，步萨钵可汗逃亡。此战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隋廷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但是，同一年，杨广派伏顺去管理，却不能到达而返回。随后，吐谷浑返回故地，并进攻隋朝河右，隋朝无力防御。随着这次征伐，隋朝长安诸县及西北诸郡，都要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并且遭遇寇盗抄掠，凡是人畜死亡没有到达的人，郡县都会征破其家。因此百姓失业，隋朝西半部先穷困了。

　　征林邑

　　大业元年(605年)，刘方征林邑，击败林邑王，到达马援铜柱。隋朝没有在林邑建立统治，就返回了。班师后，林邑王商菩跋摩遂在比景、海阴、林邑三郡故地复国。此战隋军死者十之四、五，主帅刘方也病死于班师途中。

　　征契丹，大宴突厥

　　大业元年(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句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大业二年(606年)，东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杨广招集全国乐人招待他。隔年杨广到榆林，令宇文恺作大帐，邀请启民可汗及契丹、奚、霫族族长参加大宴并看散乐，隋炀帝还赠送大量丝织品。然而隋朝后期突厥崛起，大业十一年(615年)，突厥始毕可汗率军将隋炀帝包围在雁门。隋炀帝造成隋末大乱，突厥崛起空前强大，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于突厥，隋朝中原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臣服于突厥，被纳入突厥的势力范围。突厥达到“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强盛程度。

　　征流求

　　杨广于大业三年(607年)和大业四年(608年)两度派朱宽前往流求，务求“慰抚”该国，但流求不从。大业六年(610年)又派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人前往攻打流求，击杀其主渴刺兜，俘男女一万人，立即返回，隋朝没有在琉球建立过统治。在隋军征战期间，流求人曾到隋军当中，进行贸易活动。

　　三征高句丽

　　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古称辽东，很早即入中国版图，后被高句丽占据。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又攻隋的辽西。杨坚派大军三十万攻高句丽，后因士卒多病，高句丽亦遣使谢罪，遂罢兵。

　　杨广即位后，又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句丽。征调士卒一百一十三万余，陆军集中于涿郡(今北京)，水军集中于东莱(今山东莱州)。另调民夫二百万，以运送衣甲、粮食等。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皮肤溃烂，腰以下生蛆，死者甚众。

　　高句丽坚守各座城池，隋军无法攻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战舰绵延数百里，走海路进攻。来护儿选拔精甲四万，到达平壤城外，中埋伏而惨败，士卒逃回的不过数千人。开战前，杨广下令隋将不得擅自作出任何有关作战决定，必须先向他报告后再听从命令。这使得隋军在战场上很被动。隋将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要先派人驰报远在后方的隋炀帝，这就延误了军情。高句丽的军队也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整和反击。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杨广没拿下辽东城。三十万五千隋朝陆军渡辽攻高句丽，也遭到惨败，逃回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也丢失殆尽。

　　隋军虽曾攻至平壤附近，最后却大败而还。大业九年(613年)，第二次进攻高句丽。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隋炀帝仓皇撤军。大业十年(614年)，第三次进攻高句丽。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高句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杨广就此撤军。

　　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引发了大规模隋末农民起义。

　　经济

　　隋代所开的运河其实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浚前代留下的运河。杨广所开凿的运河其实是利用之前众多王朝开凿留下的旧河道，加以疏浚。

　　隋朝大运河

　　杨广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修通济渠，西段自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循阳渠故道，东段走汴渠故道入淮水，他还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人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渠宽四十步，两旁皆筑工整平坦的御道，夹种杨柳。从长安到江都，修建离宫四十多座。接着，他派人到江南造龙舟和杂船数万艘。而后，杨广又下命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后统名为隋朝大运河。

　　在杨广以前，如曹操、邓艾、桓温、刘裕，对河淮交通，均常施力，隋炀帝以后，如唐如宋，亦须时常浚汴，始能利用，充其量，隋炀帝不过加工较完满之一员，其过度推崇者，一方面由昧于水利之历史，别方面则根于事经创作便可享成之依赖心理。

　　杨坚曾于开皇四年(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仁寿四年(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大业元年(604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修阳渠故道、汴渠故道为通济渠，同年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大业四年(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代江苏镇江)到达会稽(现代浙江绍兴)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代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朝大运河以会稽、洛阳、涿郡为三点，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汴河)、永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杭绍，不再绕道洛阳。

　　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会稽，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北京七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后世元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京绍大运河的大部分河道不是隋朝大运河的河道。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

　　文化

　　科举争议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真正成型于唐朝。

　　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

　　大业二年(606年)，杨广增设进士科。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有一定区别。

　　杨广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大业三年(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607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但对于隋朝是否开创进士科，是否开创科举，历来有争议，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陈直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

　　根据隋文帝、隋炀帝的诏书，隋朝仍然是让五品以上官员推荐人，没有允许平民“投牒自进”参加，并不具备科举的本质与主要特点，反而在实质上仍然是察举制，在实质上与汉朝的察举制一样。

　　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朝。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但实行的实质却仍然是察举制，具体见研究过科举制的历史学家何忠礼的《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金铮的《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历史学家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何忠礼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何忠礼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

　　藏书事业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中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杨广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杨广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裴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

　　尊崇儒教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609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外交

　　杨广在对外交往上，主张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定期朝贡，各国和平相处。如果有国家不愿意臣服，必要时隋朝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威服之。如果有国家侵犯另一国，隋朝为了维护朝贡体制会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如果各国臣服隋朝，隋朝也给予优惠回馈。在这样外交理念下出现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然而杨广过度夸耀，浪费不少人力与物力。隋朝后期，突厥空前强大，周边各国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都臣属于突厥。

　　西域各国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亲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六月丙午(十一日)，杨广到达张掖。在杨广将要西巡时，命裴矩去游说高昌王曲伯雅以及伊吾的吐屯设等，以厚利引诱他们，召他们的使者入朝。壬子(十七日)，杨广到达燕支山，曲伯雅、吐屯设以及西域二十七国的使者都在道路东侧见杨广。都让他们佩戴金玉，身着锦衣，焚香奏乐，歌舞喧噪。杨广又命令武威、张掖的士女盛装修饰，衣服、车马不鲜明的，由郡县监督征收。丙辰(二十一日)，杨广到观风行殿，大规模地陈列仪仗、礼仪，带着高昌王伯雅和伊吾的吐屯设上殿宴饮，其余的蛮夷使臣在殿下陪宴的共有二十多个国家。杨广命人奏九部乐，以及鱼龙戏来娱乐，对各国来使赏赐不等。戊午(二十三日)，下诏大赦天下。在杨广西巡过程中，伊吾的吐屯设献一千里地，杨广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但是，除了极短暂的控制最小的、最东边的河源郡以外，其他几个郡没有被隋朝控制。隋炀帝派伏顺去管理余众，才到西平，就不能前进到达，不得不返回了，而附近设的几个郡竟然没反应。不久，吐谷浑返回故地，并且进攻隋朝河右，隋朝郡县却防御不了。

　　杨广派左光禄大夫梁默、右翊卫将军李琼等人率军追击伏允，都失败了，被伏允杀死。杨广的车驾向东返回，路经大斗拔谷，山路狭窄险要，队伍只能鱼贯通行。风雪使天色昏暗，文武官员饥饿、湿冷。都深夜了还未到达宿营地，士兵冻死太半(三分之二)，马驴死亡十分之八、九;后宫的妃嫔、公主有的都走散了，和军士们混杂在一起宿于山间。九月，杨广车驾进入西京长安。冬季，十一月，丙子(十三日)，杨广又到东都洛阳。隋朝从西京各县以及西北各郡，都辗转输送财物到塞外，每年以钜万亿计，路途遥远险阻，或遇上强盗抢劫，凡人畜死亡不能到达目的地的，郡县都要征敛的百姓家业破产。因此百姓失去生计，隋朝西半部先贫困起来。

　　大业六年正月，杨广因为诸蕃酋长都汇集在洛阳，丁丑(十五日)，在端门街举行盛大的百戏表演。戏场周围长五千步，演奏乐器的人有一万八千人，乐声几十里以外都能听到，从黄昏至清晨，灯火照亮了天地，至月未才结束。耗费巨万，从此每年都是这样。诸蕃请求到丰都市场进行交易，杨广允许了。他先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要划一，设置盛大的帷帐，珍稀货物摆满店堂，人们要服饰华丽，连卖菜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胡客有经过酒食店的，命令店主都要邀请入座，酒足饭饱之后，不取酬偿，并诓骗他们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胡人都惊叹。他们中聪明的人有些发觉，看到用丝绸缠树，就问：“中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市上的人惭愧得无言以对。

　　新罗

　　新罗于开皇十四年(594年)遣使入隋，隋封其王真平为“高祖拜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到大业年间亦常遣使入隋。

　　倭国

　　倭国(即日本，时为飞鸟时代)曾多次派使臣来华通好，开皇二十年(600年)就带沙门(即僧侣)数十人来隋朝学佛法。大业三年(607年)，大和推古天皇派遣隋使小野妹子向杨广递交国书，自称“日出天子”，称隋炀帝为“日没天子”，引得杨广勃然大怒。次年小野妹子再次使隋，国书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以缓和双方关系。杨广在大业四年(608年)也派裴世清回访日。

　　赤土国

　　杨广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大业四年(608年)，常骏等带着丝织物五千段送给赤土国国王瞿昙利富多塞。他从南海郡(广东广州市)出航到赤土国。国王也遣儿子那邪迦随常骏等来中国，杨广赐那邪迦官位和物品。

　　宗教

　　佛教

　　杨广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年)为隋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道教

　　杨广对于道教并无坚定而深刻的信仰(这与他崇信佛教不同)，他关注道教，一是他欲借助于道教为其政权效力，他想方设法拉拢延揽高道，给予其较高的政治地位，又调解缓和道佛关系，使道教不至于在政治上特别地感到压抑，然而他对道教的利用最终是失败的，道教中人积极参加了隋末改朝换代的政治活动，为其政权的崩溃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二是大业中期，所谓天下承平日久之时，为他崇重道术的高峰期，他借助于道教方术填补荒唐无耻的私生活，把道士作为宫廷的点缀品，任用道士作斋醮科仪为其祈福。但对于道教文化事业的建设特别是道经的搜集整理，他还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历史评价

　　史书评价

　　《隋书》：“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奸宄乘衅，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不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萑蒲，胃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忄弃忄弃黔黎，俱充蛇豕之饵。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北史》：“初，上自以蕃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重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文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自高祖大渐暨谅闇之中，蒸淫无度。山陵始就，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理宫室，穷极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绝域。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课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马，疋直十余万。富强坐是而冻馁者，十家而九。性多诡谲。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理，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籓邸惟旧，绩著经纶。恶其直道，忌其正义;求其无形之罪，加以丹颈之戮。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弗之恤也。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皆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战士尽力，不加赏赐;百姓无辜，咸受屠戮。蒸庶积怨，天下土崩;至于就禽，而犹未之寤也。”

　　历代评价

　　杨侗：“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混一华戎。东暨蟠木，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后越幽都。日月之所临，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芼，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加以宝贶毕集，灵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智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历试，统临南服，自居皇极，顺兹望幸。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跸，按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岂意衅起非常，逮于轩陛，灾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讳之日，五情崩陨，攀号荼毒，不能自胜。”

　　祖君彦：”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李世民：“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颉利近者足为疆大，意既盈满，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於朕。叶护可汗亦大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乱，奄至破灭。”

　　朱敬则：“彼炀帝者，聪明多智，广学博闻，岂不知蛟龙失悖渔父足得为害?鲸鲵出水，蝼蚁可以为灾?忽乃弃崤函之奥区，违河洛之重阻。言贼者获罪，敢谏者受刑，岂不是色醉其心，天夺其鉴?窜吴夷以避其地，虚宫阙以候圣人，盖为大唐之驱除也。”

　　皮日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周昙：“拒谏劳兵作祸基，穷奢极武向戎夷。兆人疲弊不堪命，天下嗷嗷新主资。”

　　赵恒：“隋炀帝初平陈，斩五佞人以谢三吴，当时天下称贤。及其无道，乃过后主，深可叹也。”

　　安尧臣：“隋炀帝负其富彊之资，志逞无厌之欲，烦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赋敛百端，四海骚然，土崩鱼烂，丧身灭国。”

　　朱元璋：“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努尔哈赤：“从来国家之败亡也，非财用不足也，皆骄纵所致耳。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金完颜亮，咸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乐，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

　　王夫之：“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杨广之逆弥甚。”

　　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的“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关于他(杨广)对三个年长资深的批评者采取的粗暴行动并在607年将他们杀害之事，我认为并无夸大;而这一年正是颁布刑罚较轻的新律之时。这些严酷的措施预示着以后几年不幸地加剧的暴虐行动方式的来临。即使我们姑且假定处决先皇的三个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据，609年年迈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评时局而被蓄意判处死罪之事，也肯定使炀帝的执政由此进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阶段。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但是他希望历史会肯定他的执政以及他追求豪华壮观的欲望，这就使他的判断力不能发挥出来。那种骄奢淫逸的作风只能使阿谀奉承之辈得势，而他周围确有这样一批人，这对他是致命的。远征高丽——这种企图的目的我相信是合理的，即使是传统的——随着每次失败，却使他越来越着迷，而着迷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及其统治的人民来说往往是致命的。”

　　郑振铎：“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

　　胡戟：“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六人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可后面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

　　高敏：隋炀帝耽于逸乐、沉湎酒色、滥用民力和拒纳忠言，这已是一千多年来史学界的公论，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蒙曼：“隋炀帝是大暴君，只是，暴君不是昏君，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所以才会有“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的说法。”“确实，隋炀帝有功，但是无德。所谓无德，就是不识人君之大体，不知道君、臣、民之间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关系。也就是内圣不足吧。隋炀帝是个绝对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在他对于自身建功立业的狂热追求上。事实上，正是因为隋炀帝盲目追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英雄业绩，忽略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忽略了人民的幸福感，才会有滥用民力的行为，才会有最终的失败。帝王这种形式的纵欲带来的灾难，远大于追求个人享乐所带来的灾难。”

　　蒙曼：“他(杨广)是个暴君。为了征讨高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任性妄为，把百姓和国家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叫暴君……他(杨广)是昏君……在这第三时期，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也不想履行什么责任了，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所叫昏君。”

　　方志远：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君主之一。以天下为易事，视民生为儿戏，已经深入到杨广的骨髓。

　　轶事典故

　　楼台牡丹

　　杨广好奇花异石，曾三下江南搜寻。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后携众嫔妃、太监、宫去西苑游玩，登上玉凤楼，看到牡丹盛开，大家十分开心。但有一妃喟然叹曰：“牡丹为花中之王，颜色虽好，可惜楼高，只能俯瞰，看不清楚，辜负了这国色天香!”杨广听了，即命花师来见他命令花师栽12棵高株牡丹，要和楼台一般齐，每株着花至少3色，违命者斩。众花师吓坏了，连连叩头求饶，杨广遂命全国各地花师来洛，群策群力攻克难关。各地花师闻讯，都推举当地技艺最高者前来洛阳。其中有个花师家住山东曹州，擅长牡丹栽培。他分析牡丹的生长规律、习性与特点，想到牡丹是可以嫁接的，就和其他花师一起搞试验，选择杏树、桃树、梨树、桑树、槐树等树种嫁接，但都失败了。最后，他们把牡丹嫁接在高高的香椿树上，结果成功了。牡丹昂然怒放，高过了楼台，杨广看得清楚，不禁龙颜大悦，称其为“楼台牡丹”。

　　杨广论功行赏，要奖励花师，不料一个宦官贪功，硬说这“楼台牡丹”是他领头搞出来的，杨广不明就里，赏给这个宦官许多黄金和绸缎。山东花师气愤极了，回家后发誓不再干这一行，培育楼台牡丹之技术失传，楼台牡丹随之绝迹。

　　龙舟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