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北魏时期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修建了60多年，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
汲取了东西方文化精华的云冈石窟，见证了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流。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它历经1500多年的浸润，曾一度被遗落在历史的纵深之处。但是，伴随丝路上回荡起的清脆驼铃声，一尊尊石窟艺术雕像得以穿越千年时光，重新走进人们的心田。
云冈石窟
千年文物“活”了起来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作为人类艺术长廊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展现了公元5世纪前后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虽历经岁月冲刷，却依然完整屹立于中国北方的崖畔，实属不易。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战事危急时刻，建筑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等人克服种种困难，调查了华北、中原地区的古建筑，并拍摄和记录了大量庙宇、石雕、佛像的照片和资料。在《佛像的历史》一书中，梁思成写道：“第一批重要的纪念性雕像见于大同云冈，即北魏第一个都城。”
从1952年山西省大同市古迹保养所的成立，到2006年云冈石窟研究院的建立，特别是通过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进行的维修工程和之后的“八五”计划、国道改造工程、防水修复工程等，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力地推动了对云冈石窟的维护和修缮。
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将“云冈石窟”品牌推向了全世界。2019年，《云冈石窟全集》(20卷本)出版。全集用数字化设备大规模、全方位地采集了云冈石窟的彩色影像资料。
科技与匠心的完美结合，让千年文物“活”了起来、“走”了出去。
进入数字化时代，云冈石窟实现了1︰1复制。这是云冈石窟科学保护的一个创新突破。可复制、可拆装、可运输的“云冈石窟”，迈开了行走世界的步伐。同时，“云冈石窟全景漫游”全新上线，为足不出户体验云冈石窟提供了新方式。
云冈石窟
由朴拙之风转向清丽隽秀
石窟原是古印度的一种宗教建筑。随着佛法东渐，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艺术沿着动荡而绵延的丝路远播西域诸地，并随着贸易线路，逐渐深入中原。这一外来的宗教艺术形式与中国传统艺术接触、碰撞后，经过匠师们虔诚的摹写与再创造，远道而来的佛教艺术在古代中国大地上得以生根发芽。至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艺术迎来发展繁盛期，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风貌的艺术形式。
云冈石窟是这一时期中国石窟文化发展的代表。它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窟内造像精美、题材丰富。现存主要洞窟有45座，窟龛200多个，造像5万多尊。
作为全石化雕刻的代表，云冈石窟雕刻艺术具有极高的创作水准。整个石窟群雕刻面积达18000余平方米，最高的造像17米，最小的造像仅0.02米。巨大的佛像和娇小的雕像相映衬，连同装饰纹路一起，营造出富丽、繁盛的佛国世界。
云冈石窟所在的大同曾为北魏都城，经历了多民族文化艺术的碰撞与交流，汇聚了多方文化。
公元460年，灵岩秀丽的武州山突然“石破天惊”。高僧昙曜受北魏皇室所托，负责在武州山崖开凿窟龛、雕琢佛像。武州山南麓特殊的石质，为云冈石窟的凿刻提供了天然的保障。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这样概述云冈石窟的开凿盛况：“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作为云冈石窟早期造像的代表，“昙曜五窟”的造像浑厚圆润、沉稳肃穆，其庄严、宏大之势彰显了豪迈的气势，是西域遗风与少数民族艺术交融的产物。
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分期是比较明显的。前期以朴拙的西域之风见长，加之胡风胡韵的融合，雕刻中多出现大佛形象，窟龛形貌给人以巍峨庄严之感。到了中期，造像精雕细琢、装饰华丽，出现了中国式佛衣样式。
公元494年，北魏遷都洛阳，云冈石窟的建造步入晚期，出现了窄肩长颈、面相清丽、比例适中的佛像造型。与早期的恢宏气势相比，后期石窟建造逐渐向清丽隽秀的中原之风过渡。
云冈石窟
审美趣味碰撞，艺术风格融通
伴随历史的演变，云冈石窟创造性地开启了西来样式的本土化、民族化、世俗化转向。
其中，飞天是云冈石窟的一大亮点。匠师们以富有生命意味的流动线条，流转出自由飞扬的美好境界。简练明朗、清逸飘洒的飞天艺术形象，得益于儒、佛、道、玄的碰撞与交流。原初道家的隐逸情怀、传统宗教中的羽人形象与佛教艺术中的天人一起，成就了飞天意象的深厚意蕴。
总的来看，多民族艺术风格在云冈石窟得到全面、深入的互鉴与融通。一方面，它承继汉代艺术的雕刻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古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创作手法，孕育出独特的风格，促成了云冈石窟以和为美的造像布局、以清为美的形貌神韵、以超凡出世为倾向的体态气度。
这种多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包容、接纳、改造和再创造，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数千年的重要基石，体现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文化胸襟与包容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