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时间1979年1月1日，相关事件尼克松访华，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日益重要。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之间的裂痕加大。从美方来说，美国经过二十几年对新中国的孤立政策，逐渐意识到外交政策的失败，而当时冷战中，美国处于劣势，不得不考虑改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关系改善提供了契机。
1966年2月12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美国应在坚持抵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尝试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邦迪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松动的开始。自邦迪的讲话起，美国官员改用“北京”来称中国的首都，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沿用“北平”的称呼。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回应，中国政府于1966年春传达给美国政府一个信息：如果美国不侵略中国和越南北方，而且不轰炸红河河堤，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件。
1966年7月，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在一个题为《亚洲和平的要素》的讲话中，呼吁在亚洲的敌对国家相互和解，重申他对进行双边接触的兴趣。这是15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对新中国做出的最为和解的姿态。
1966年9月以后，美国官员在华沙的双边会谈上不再提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阴谋”。这一对华政策的新路线被美国政府称之为“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政府对中国的新态度反映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1966年3月，J. 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领导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12次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吸引了美国公众的广泛兴趣。在听证会上，除了少数保守主义者之外，所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在发言中都要求政府软化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到1967年，美国情报官员得出结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不是美国"。
在中国方面，苏联于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国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担心增大，开始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公开把苏联视为比美国更大的威胁。中苏边境冲突不断发生，并在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中达到了顶点， 两国都在共同的边境地区大量陈兵。尼克松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中苏分裂看做是当代世界上最深刻的国际冲突之一。当尼克松政府迫于国内反战运动和国际局势的压力实行美国逐步从越南脱身的计划时，中美之间矛盾的重要性减轻了。实际上，早在1967年尼克松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越南后的亚洲》的文章。他强调，“将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作用可能是很有限的”，美国不应当“把中国永远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接受了亨利·基辛格对世界的看法，认为二战后初期和20世纪50年代那种双边冲突的时代业已结束，世界出现了由美、苏、中、日、西欧五种力量组成的多极结构，美国应在这个“多边外交的新时代”中利用中苏分裂，并在五种力量中心之间寻求新的平衡。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在宣誓就职仅仅12天之后就要求政府官员试探同中国官方接触的可能性。同年7月21日， 美国政府宣布取消某些对华贸易管制，并放宽了去中国旅行的限制。不久，尼克松政府决定停止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
1970年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宣布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时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
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长城游览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些迹象。此时，中苏之间的严重对抗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中国因此面临着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定：尝试同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对于中国来说更危险的敌人——苏联。
1970年10月1日，中国向美国发出了一个和解信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应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被安排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斯诺，并表示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抓住时机，作出决策。
1971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了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于1971年4月10~17日访华，以此表示中国对同美国交往的诚意，也因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推动了世界形势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