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别称：伊阙)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伊河两岸的龙门山与香山上，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97000余尊佛像，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

　　造像是带有明显情感色彩的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对石头、泥土、木等进行雕塑，塑造一系列物体形象。

　　以佛造像为例，佛教造像最早出现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造像艺术逐渐发展起来。在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后，佛造像艺术不断吸收、融入中国文化艺术，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时代风格、中国文化艺术内涵、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造像工艺手法多种多样，分析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是探讨造像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龙门石窟为例，探讨其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以供参考。

　　龙门石窟·大卢舍那像龛

　　一、龙门石窟简介

　　龙门石窟位于我国四大古都之一的洛阳，堪称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龙门自古为险要关隘，属兵家必争之地，又因气候宜人，环境清幽，成为文人墨客的观游胜地。龙门山与香山对望，伊河自山间北流，而龙门石窟就密布于伊水两岸长达1公里的崖壁之上。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龙门石窟的石刻艺术，既是佛教文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折射出了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世俗文化。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

　　龙门石窟跨越的朝代多，延续的时间长，以大量的实物形象以及文字资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与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研究、发展与创新做出了卓越贡献。龙门石窟今存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奉先寺雪景

　　二、龙门石窟的艺术地位

　　龙门石窟是北魏以及唐朝王室贵族开凿造像最为集中的石窟，带有明显的宗教风情以及皇家风范。龙门石窟艺术大致可以分为石刻造像、装饰雕刻、石刻建筑、碑刻题记、伎乐舞蹈五个部分，延续至今，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宗教、书法、美术、服饰、音乐、医药、建筑等方面的事物史料。

　　在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下，中国艺术的审美意趣也受到了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自然、重神的审美趋势较为明显，反映到佛教造像上，是一种秀骨清相的艺术风格;发展到唐朝，俗世生活逐渐成为艺术活动的主题，佛教造像的体态逐渐与世俗生活同步。但不论是哪个时期，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都是介于精神文化与物质生活之间，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与西方重客观、重理性的写实艺术不同，中国佛教的神灵形象是从自然生命造型转化中形成的洗练形象，夸大了现实人体的比例，体现了一种超现实意象美。此外，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线条是一种独特的造型语言，对书法、绘画以及建筑等领域均有重要的作用。龙门石窟的佛像雕刻也不例外，通过线条造型，刻画出服饰的纹样以及质感，无疑是线条造型意象美的具体体现。

　　除了龙门石窟的意象之美外，龙门石窟的残缺美，也是其美学价值的重要体现。不论是龙门石窟高大、庄严的主体造像，还是精巧、细腻的背光、头光、莲座、边饰，都包含着残缺、剥蚀的岁月感以及历史厚度。那些被岁月侵蚀后的残缺之味，与儒家的以和弥缺、道家的抱残守缺以及佛家的大圆若缺不谋而合。

　　宾阳三洞夜景

　　三、龙门石窟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

　　与我国其他的大型石窟相比，龙门石窟存在着显著的特点。其中，龙门石窟跨越朝代多，又是皇家石窟这两个特点，对当时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以及表现手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跨越多个朝代的大规模营造，决定了龙门石窟造像的表现手法以及艺术风格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通过风格与手法的分析，能够看出不同时代艺术风格以及表现手法的演变痕迹;另一方面，龙门石窟是北魏以及唐代黄石贵族发愿造像最为集中的石窟，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同时期石窟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平。以下结合美学设计的相关概念，就北魏以及唐代两个时期的差异入手，对龙门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进行分析。

　　(一)北魏王朝的造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有所不同。得益于龙门石窟的多朝代大规模营造，每个时代的造像，都较好地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标准以及时代特点，而其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同时代的变迁密不可分。石窟艺术是卓越的艺术珍品，不仅凝聚了同一时期人们的深厚宗教感情，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为后世展现了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作为时代变迁的重要体现，时代的崇尚、社会的风俗以及民族风情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都为那一时期的石窟艺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同时龙门石窟也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之一，其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

　　北魏以前，佛教造像的重点在于体现神灵形象的庄严与伟岸，因而造像的面相多丰盈，神态也多为温和宁静。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为了控制北方地区，决定将都城迁至洛阳，并实施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受此影响，造像早期造型中衣纹紧窄、偏袒右肩式袈裟逐渐被褒衣博带式服装替代，通过通体流畅、疏密间杂的衣饰线条以及衣裙的层层垂悬达到一种豪迈、飘逸的艺术效果，是那个时代对美的最高标准。基于这一审美标准，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开始从富有神秘色彩、浑厚粗犷向着细致写实、精致入微发展，雕刻的手法也逐渐由云冈石窟中的直平刀法向着圆刀刀法过渡。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发生改变，是受到南北艺术交流以及审美标准变化的影响，而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政策，迁都洛阳等举动，以及对东晋南朝、中原汉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也为其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北魏时期龙门石窟的艺术风格，是在北魏迁都洛阳的背景下，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原汉文化与北方鲜卑族文化，中国传统艺术风格与外来佛教艺术融合发展的重要成果。以著名的莲花洞、宾阳中洞、古阳洞等大型的洞窟为例，开凿于北魏时期，其造像艺术风格以及表现手法也秉承着皇室的意志。这些洞窟中的造像，不仅反映了北魏王朝的雕刻水平、艺术风格、审美标准，还反映了当时社会佛教艺术的发展情况，从洞窟造像以及相关文献记载，不难看出，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们，对佛法秉持的是一种敬仰、推崇的态度。受此影响，佛教文化、佛教艺术在北魏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甚至在文成帝时期，部分佛像开始效仿皇帝的形象进行雕凿。

　　(二)唐朝盛世的造像

　　北魏时期的造像艺术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的石窟造像、雕塑、绘画等艺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北魏末期，在新的艺术风格的冲击下，具有北魏特色的开窟造像逐渐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是隋唐时期极为活跃的造像活动。从唐太宗始，直至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一百余年见，造像活动一直不断，尤其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得益于佛教在规模以及技术层面上的空前发展，石窟造像艺术迎来了其灿烂辉煌的时代。从唐代石窟造像不难看出，佛教造像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雄健、饱满、奔放、瑰丽，无论是天王、力士，还是罗汉、菩薩、佛，都是健康与美丽的化身，而佛陀的形象，则更加和蔼慈祥。与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相比，唐朝石窟造像艺术有了更多的亲切感、人情味，更加符合俗世生活，更能体现中国化特色。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达到了形似完美的高峰，虽面相圆润，体态丰腴，但毫无臃肿、繁缛之感，典雅端庄，精雕细刻。基于唐代的圆刀法，石窟造像中，形体的优美以及人物的性格都被巧妙如实地表达了出来，进而营造出了一种更高的意境。

　　公元1世纪，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佛像的造型不断融汇吸收中国古代艺术的精华，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内涵、地区特色以及鲜明时代风格的中国佛造像的艺术体系。公元4世纪左右，作为佛教传入必经之地的新疆对造像艺术进行了发展，其佛造像艺术风格已经基本脱离了印度佛造像的风格影响，在表现手法上也开始以泥塑和彩绘为主。发展至唐朝，受到大型石窟造像艺术的影响，彩塑佛造像成为主流，而石窟造像艺术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代。与北魏王朝的造像艺术相比，唐朝的造像则更加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化艺术的风采与魅力，其塑像的姿态也更加丰富。佛造像从寺院向现实生活的重要转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如果说北魏统治者对佛教是推崇的态度，唐代的统治者们则更加理性，注重的是对佛教的整治与利用。进入唐代以后，佛教造像活动较为频繁。据相关统计数据，龙门石窟中的造像，超过60%是开凿于唐朝。尤其是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无论是造像的数量，还是造像的艺术造诣，都已达到了鼎盛时期，如著名的看经寺、万佛洞、潜溪寺等。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造像的另一大特征，即是出现了一批以弥勒佛为主佛的洞窟，如极南洞、千佛洞等，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弥勒佛的信仰。就统治者进行造像活动的目的而言，不难看出，唐朝统治者们不仅在表现手法上更进一步，也更加懂得如何利用佛教。

　　四、结语

　　龙门石窟是北魏王朝与唐朝两代皇家经营的典范制作，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为世界石窟艺术添上了辉煌、壮美的篇章。在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上，其既遵循着经典，又突破了仪规。多种文化与风格的融合，审美标准的变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最终造就了龙门石窟的璀璨绚烂。跨越多个时代的大规模营造，给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烙下了时代的印记，夸张、写实的适度运用，不同性格的塑造，则增强了龙门石窟造像的艺术感染力，为石窟造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