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约348年-409年)，字长康，江苏无锡人，中国东晋时代画家，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政治、经济动荡、学术思想复杂、斗争尖锐，文化艺术上传统与外来艺术相互吸收溶化，而顾恺之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顾恺之，字长康，小子虎头，晋陵无锡人。二十岁时因作《维摩诘像》壁画而盛名远扬。
顾恺之全身像
顾恺之绘画艺术师法卫协、曹不兴。绘画题材涉及内容丰富，不仅擅长肖像、道释等人物各类，而且山水、花鸟、鱼龙、鸟兽等，无不兼长。遗憾的是顾恺之的作品存留至今的只有《洛神赋》、《女史箴图》、《烈女图》三幅作品。从顾恺之所遗留下的这三幅作品来看，那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比前代，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与技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和超越。顾恺之所遗留下来的这三幅属于人物故事画类型的作品，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这种类型的绘画风格十分古朴，构图是近似于图解形式，特别严密、繁缛。而到了顾恺之时，他在学习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根据魏晋时期的思想变化与要求，把人物故事画从繁缛的构图下摆脱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貌。在技法表现方面，顾恺之提出要“传神”说，注重表现人物的精神与内心世界，突出人物的性格和感情，这些从技法上表现的就是通过对人物眼神的深刻描绘。《晋史·列传》卷六十二记载顾恺之有关传神的一段著名语录;“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於妙处，传神写照，正阿睹之中。这种对眼睛描绘的强调不仅体现出顾恺之对绘画技法的深刻研究，更重要的是表现出顾恺之对高于人的外在形态的内在精神特质的探求。
《列女传仁智图》(局部)
“线”是中国绘画的重要表现手段。顾恺之博采众长，继承了汉碑刻、墓砖以及印度佛像画的特点，注重用线条造型，塑造绘画形象，把自战国以来形成的“高古游丝描”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使线成为了绘画中具有作者自己特性的最重要的艺术要素。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以连绵不断，悠缓自然的形式来体现节奏感，舍弃了线条本身粗细对比，利用线条的流动和转变来造成一种古雅高超的飘忽气氛，利用线条的弯曲盘回来产生一种紧劲的气势。
顾恺之重要的贡献却在理论上。准确地说，中国的绘画批评就是从顾恺之开始的，顾恺之第一次从审美角度出发，从创作与批评两个方面阐发了“传神论”的观点。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论画》和《画云台山记》三篇画论，是现在顾恺之仅存的三篇画论。《魏晋胜流画赞》是对魏晋两代几位著名画家的二十一幅作品的评论，是现在能看到的我国最早的画评;《论画》也涉及绘画的评论，但主要是讲解关于绘画的临摹;《话云台山记》是一篇关于绘画创作中构图设计的文字稿，是中国几千年来唯一一篇关于绘画构图设计的画论，对于研究中国画的发展十分珍贵。
顾恺之的传神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点睛、骨法与置陈布势。顾恺之在《论画》中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器也。”顾恺之“迁想妙得”的提出说明了绘画艺术不仅是单纯地模仿自然，还需要发挥画者的主观能动性。画面才能得到完全的表现，用客观交融来达到传神的手法。画家作画之前，观察研究描绘的对象，深入体会揣摩对象的思想情感，最后经过分析提炼获得艺术构想，迁想妙得的过程，也就是形象思维活动的过程。
顾恺之的传神论是人物创作实践的总结，这样的结论与当时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背景和社会风气也有很大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汉末的农民战争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统治者吸取了前朝衰败的教训，一方面在前朝繁琐的思想束缚之外寻求新的理论依据，用以巩固本朝的政治统治;一方面除了在乡举里选之外，寻求选拔得力的人才。豪门世族受到严重打击，士族崛起，他们提倡顺应自然，并将哲学研究转向对个人自由的探讨上。他们认为只有在对美的审视过程中才能把内心淤积的人生忧嗟宣泄出来，使灵魂得到净化。文学艺术的空前发展，就使得有关文艺的论著相继出现，画论便应运而生。庄子的“清静无为”和“逍遥齐物”，杨子、列子的“为我”和“贵需”，以及陈仲子的“遁世”等，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思想。在这些“时髦”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精神自由，富于智慧的热情时代。当然，也成为一个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顾恺之画论中对绘画品评的观点就是受这样的生活背景影响直接形成的。
总之，顾恺之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为职业画家树立了榜样，把绘画从先前工匠化的，为社会与上层所不齿的画家的社会地位，提高到了为统治阶级和社会所称赞和崇敬的地位，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在绘画中把绘画境界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的“传神论”成为绘画理论的基础，影响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