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战争，又称汉匈百年战争，指西汉初年对匈奴的一系列战役，双方各有胜负，前后历经130余年。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36年，西汉对匈奴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战争期间双方战争和和亲交替进行，战争结果是汉朝将匈奴本部逐往戈壁沙漠以北;而匈奴南北分裂后，迁往西域的北匈奴也被西征的汉军击败。

　　1.第一阶段：胡强汉弱与西汉的休养生息

　　随着汉帝国的初步建立，蒙古高原上的匈奴部族联盟也开始强盛起来。在汉朝建立后，匈奴联合叛乱的诸侯王韩王信扰边，于是汉高祖率军亲征，意图平定叛乱并驱逐匈奴，汉匈双方在晋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较量。

　　在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中，匈奴通过隐藏实力、故意示弱的方式，吸引汉高祖刘邦的大军轻敌冒进至大同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冒顿单于出动精锐部队，将汉高祖的亲随部队围困于白登山，虽然匈奴军包围了汉高祖，但是随着汉军援兵的逼近，两军对峙了7日后相持不下，最后匈奴军放出一角，供汉军突围。由于匈奴频繁扰边，吸纳汉地叛将降臣，再加上秦末战乱导致经济凋敝，汉朝暂时无力大举反击匈奴，故刘邦派刘敬与单于缔结和亲之约。

　　在文景时代，虽然汉匈有和亲之约：双方约为兄弟，并互不招降纳叛，但是匈奴亦有数次毁约入侵;而汉朝苦于缺乏足够优质的骑兵部队，而且对匈奴游牧习俗缺乏了解，所以对公元前166年和公元前157年的匈奴入侵，汉朝军队没有给敌军造成重大杀伤。但在文景时代，汉军也在积极的部署防御，并开始科学对比汉匈双方的武器战术优劣，晁错、贾谊等贤臣也提出了训练精锐骑兵、建立后勤基地、以夷治夷的合理策略,其中的部分策略也在日后得以实践，为未来的大举反击积蓄实力。

　　2.第二阶段：武帝时代的系列反击战

　　进入汉武帝时期，以马邑之围为起点，汉朝对匈奴进行数次北伐，期间匈奴也多次反扑。在经历河南之战，河西走廊之战和漠北之战后，汉朝扫平了漠南的匈奴王庭。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之后，随着国力的积累日益雄厚，汉朝开始转守为攻。公元前139年，为联合匈奴之敌月氏夹击匈奴，张骞受命出使西域，为汉朝寻找夹击匈奴的潜在盟友;公元前133年，根据匈奴人喜欢到汉塞附近贸易的习俗，汉朝设置了马邑伏击战的圈套，但在执行环节因为边塞军官的泄密而功亏一篑，这一战预示着汉匈表面和平的最终破裂。

　　以马邑之围为起点，汉匈之战开始了大规模的新一轮战争。随着汉军逐渐掌握游牧民的游牧规律，生活方式和入侵时间，汉军开始进行有章法，有规律的反击。 在马邑之战后，汉军分兵4路出击匈奴，每路1万，但是只有卫青一路在龙城袭击战中小胜;作为报复，匈奴人对汉的进攻策略是：左部反复发兵，袭扰汉朝的辽西-北平边疆，然后从单于庭本部出师，破坏比较富庶繁荣的晋北、河北北部。

　　相应地，汉军改变了平均用力的策略，开始重点打击：在上谷、燕山至辽西这些远离胡骑肆虐区的地区，以少量军队采取守势;而在胡患较重的雁门和代郡，以战力较强的军队对抗匈奴本部和右部的人马。公元前127年，为了建立战略缓冲区，并防止匈奴人从河套地区骚扰晋北和关中地区，卫青和李息带兵出云中，按照“几字形”路线行军，沿着黄河和河套北部的秦长城旧址前进，突袭白羊王、娄烦王部落,在战术上以近战骑兵突击敌军，逼近对手肉搏，避免在追击敌人的过程中消耗士兵体力和后勤给养。汉朝在新征服地区设置朔方郡和五原郡，武帝下诏募民屯田，建立了反击匈奴的后勤基地，此举也解除了匈奴对汉首都长安的正面威胁。

　　此后匈奴人举兵侵略晋北，雁门，代郡，定襄，上郡等地，杀戮甚重，但是汉朝的反击正在形成章法：公元前121年春天，李广、张骞出师右北平，牵制东线的匈奴左部人马;新锐骑兵将领霍去病将万骑西出陇西，在当年春天过焉支山千余里，得胡首虏8000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所部汉军根据上次远征的经验扩大战果，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30000余人，小王等贵族七十余人。

　　这一战后，汉武帝赞扬霍去病“躬将所获荤粥之士”，这暗示了汉军中就有胡族骑兵，有利于汉军做到知己知彼，而且汉军的出兵时间，暗示汉军发现了匈奴人的弱点：在冬春季，匈奴人的畜群难以迁徙，产奶量少，粮食不足，容易被外敌打击，其部落和畜群容易被一网打尽，而汉军在春夏季节的连续出击，也可以重复打击转场迁徙的牧民。此战后，霍去病还利用匈奴联盟的内部矛盾，招降了受到重创的浑邪王、休屠王部族。这不仅意味着汉军中多了一批外族勇士，更重要的是，从地缘战略上看，汉朝在新征服地区设置河西四郡，不仅可以进一步西进，还可以隔绝河湟青藏高原的羌人和蒙古高原上的匈奴部族勾结，防御河西，阻隔两大高原的思路，也被后世中原王朝所继承。在汉朝征服了河南地和河西走廊，建立起外围防御圈之后，武帝召集群臣商讨下一步进攻策略。由于匈奴认为汉军不能深入漠北，武帝和诸将决定史无前例地深入戈壁以北决战。公元前119年，武帝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及私从马4万匹，步兵和后勤运输者数十万人北伐。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分兵两路夹击单于。匈奴军把锱重撤往戈壁以北，留精壮人马与汉军决战。卫青出塞千余里，遇到单于主力后，组织武刚车围成圆阵，以五千骑兵冲向匈奴军， 匈奴则以上万骑兵迎战，战至天黑大风骤起，沙砾击面，汉军趁机从左、右翼绕击匈奴。匈奴单于见汉兵众多，武器精良，知道不能取胜，于是带着数百精兵向西北逃去。汉军知单于已逃走，遂派轻骑追杀200余里，但最终没有追上单于。漠北之战，汉军捕斩首虏19000级，行军至赵信城而还;同时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右北平二千余里，越过大沙漠，遇到匈奴左贤王东方面军，接战后，匈奴军大败，汉兵俘匈奴的部落王、将军、相国、当户、都尉83人，掠获胡虏74133级，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经过漠北大战，“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但戈壁沙漠以南的匈奴王庭均被扫荡，匈奴对汉朝边境的袭扰有所减轻。

　　3.第三阶段：汉匈在西域的争夺

　　在汉匈战争期间，为了联合大月氏，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远方的潜在盟友。随着汉匈战线的向西北方移动，匈奴以左部兵力直面云中，右部兵力直面酒泉、敦煌，其距离与西域更近，更依赖西域的人力物力与汉朝抗衡。汉朝为了切断匈奴的潜在盟友，阻止匈奴从西域获得人力资源和财富，也将北伐战争延伸到西域地区。为了震慑西域列国，汉武帝派兵攻击楼兰、车师等国，同时为了削弱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汉朝和位于天山北麓的乌孙和亲，增加了匈奴和南疆的联系的难度;为了引进西域良马改良汉军马种，汉朝以大宛杀汉使为由，两次远征大宛，最终攻破大宛外城，威慑西域列国，但汉军在击败大宛之后，带回了好马数十匹，中马以下3000多匹，但是远征军"生入玉门者万余，马千余匹"。由于匈奴试图联合楼兰截击西征的汉朝大军，基于之前的外交与后勤经验，汉军在西域设置使者都尉，并尝试在敦煌、居延、轮台等地屯田，逐步建立稳定的落脚点。太初四年，汉朝想借助战胜大宛的气势北伐匈奴，结果单于主动请和。但单于并不愿意真正屈服，在这样的背景下，汉使苏武被拘留，并留下了“苏武牧羊”的典故。

　　由于得知单于傲慢，武帝也意识到匈奴的实力有所恢复，汉朝重启了对匈战争。但是公元前99年-97年的北伐却打的十分惨烈：由于战线靠北、后勤压力增大、且汉朝卫青和霍去病等名将不在，有经验的骑兵部队在之前的远征中伤亡较大;加上汉宫中的宫廷斗争分散了武帝和一线将领的精力，导致这一轮战争损失惨重，李陵在兵败后投降匈奴;公元前90年，李广利从五原出兵的北伐也以惨败告终。

　　此轮战争后，汉武帝发布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且完整的罪己诏-----轮台罪己诏，调整对边疆策略，减轻赋税，让军民休养生息。到了汉昭帝时代，西汉国力有所恢复，而匈奴则因为继承人问题，在壶衍鞮单于即位之后因为继位问题而发生内乱，在公元前80年和前78年对汉朝边境的入侵，均以汉朝成功防御，匈奴大败告终。

　　为了制止汉朝对西域的屯田进军，收缩的匈奴也以屯田-驻军的方式控制西域绿洲，在楼兰、车师、龟兹等地展开争夺，这一过程到公元前60年，汉朝建立西域都护府，匈奴虽不时勾结西域小国反对汉朝，但是已经难以形成气候;与此同时，匈奴分裂，一度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最后，汉朝扶持呼韩邪单于对抗郅支单于。郅支单于率部西迁，希望在葱岭外的中亚地区重新称霸，与汉朝对抗。

　　汉朝也相应地将战争延伸至中亚的康居，在公元前36年，塔拉斯河畔的郅支城之战中，汉朝和西域联军攻破郅支城，成功地斩首郅支单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这一战后留下的名言。西汉对匈奴的北伐和西征，才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4.第四阶段：汉匈之间的小规模拉锯战

　　但是在两汉之交和东汉，汉匈之间还会有多次反复征战，直到公元89年的稽落山之战，汉军才彻底击败北匈奴，取得了汉匈战争的最后胜利。

　　历史影响

　　整场汉匈战争，虽然极大耗费了汉朝民力，但是战争带来的军事技术，军事战法的革新，地缘政治眼光的扩展，都是前所未有的。反击匈奴迫使汉朝发展出强大的骑兵部队，相比于以车兵步兵为主力的军队，这无疑是重大进步;也是在远征漠北和通西域的过程中，中原王朝为了保卫关中与中原，必须扼守河西走廊这一战略要道，阻隔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的外族勾结，这一地缘思维也被日后的朝代所继承，实力强大的王朝可以以河西为基础西征经营西域，保守内向的王朝也必须以保障河西，来保证关中的安全。伴随着战争进行的开拓西域，丰富了汉代人的世界眼光和地缘思维，西域引进的乐舞，宗教和瓜果蔬菜，良种马匹，在未来的两千多年里将极大丰富古代中国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