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是中国古代建立的国立最高学府。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汉代始，“太学”成为中央在京师所设大学的正式名称。太学作为汉后国学，与之前的国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确立了儒学为正统学问。西汉在长安(今西安)设太学，东汉、西晋在洛阳设太学，东晋在建康(今南京)设太学。在晋代，另设专供公卿大夫子弟学习的国子学，与太学分立，国子祭酒统一掌领国子学、太学。经历南北朝以后，隋代改为国子监，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国子监撤销。
当时除了中国，还有朝鲜半岛、越南这些地区或国家也设置了太学。
太学
起源
周朝已有太学之名，《大戴礼记·保傅》中记载道：“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不过辟雍和泮宫不是纯粹的大学，这地方亦如宫廷，贵族们常在这里祭祀、举行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打了胜仗，也到这里"献俘""告功"。这是因为:"古人宫室无多，凡祭礼、军礼、学礼，及望气、治历、养老、习射、遵贤之典，咸行于明堂。而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
上古虽然有太学，但明堂、太学混而不分，布政、祭祀、学习各种活动都搅和在一块儿，不具备封建教育的专业性与系统性，这只能说是太学的萌芽。
发展
中国
西汉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宣帝时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当政时又增至三十人。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王莽时增至1000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汉魏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见党锢)，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
魏文帝曹丕黄初中恢复了洛阳的太学，有博士十九人。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时依汉制设五经策试之法，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西晋武帝时太学生三千人(一说七千余人)，依《晋令》规定，试经及格者可拜郎中。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是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了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东晋学校教育相当衰微，南朝则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
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族政权亦曾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份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各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至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一度改称中书学，后又改回。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南北朝后期至隋，又逐渐形成了律学(习法令)、书学(习文字)、算学(习计数)三学。
唐代
唐代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的差别，与学生资荫(即父祖官爵)身份有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国子学生员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律学五十人，书学、算学三十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律学则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
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入学后，要根据将来考进士科还是考明经而分科学习。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这与进士、明经科的考试要求，基本一致。学校每岁向礼部荐送参加科举考试者。如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屡年落第，则往往要被学校解退除名。
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时进士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举人皆补学校。但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日三、四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宋代
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见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宋神宗赵顼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设八十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赵佶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末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仁宗任间曾不用太学体而改用欧阳体，而后又恢复。
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庆历间(1041~1048)，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起，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南宋时，外舍生入学，须纳"斋用钱"，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学官讲授。学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内舍、外舍。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称"三舍法"，规定新生入外舍习读，经公试、私试合格，参考平日行艺，升补内舍。内舍生两年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校定皆达优等，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礼部试;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试。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私试每月一次，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公试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学生分斋学习，每斋三十人，屋五间、炉亭一间为全斋阅览和会议处，设斋长、斋谕各一人，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宋代学官与唐略同，然无助教、直讲，又增学正、学录、监书库、监厨官等。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有前廊学录、学谕、直学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内舍生担任，每月有俸钱。工人称斋仆、贴斋等，亦领"月给钱"。
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如陈东等人，曾上书言事，推动了抗金斗争。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以很大影响。
朝鲜半岛
高句丽时代始设太学。新罗时设国学 (学府)，高丽设国子监，朝鲜王朝设成均馆。
越南
陈朝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时，实行科举，其施行方式是设立太学，由太学生参与考试，来取得进士资格。黎太祖黎利登基后在首都昇龙设立国子监。国子监制度一直实施至阮朝，1919年阮朝举办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此后科举废除，国子监撤销。
教学体制
太学的教师，主要是博士。战国、秦朝已有博士之官，用来管书籍，备顾问。自西汉始，以对弟子授业传道为博士的主要职责。同时还要奉使议政，试贤举能。汉代规定博士须熟习经史，"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一代鸿儒巨贤，方能充当博士。北齐、唐、宋等朝代的太学，还设有助教协助博士施教。太学的学生，历代称谓不一，或称博士弟子，或唤太学生、诸生等。太学生入学的身分资格，历代不尽相同。唐代规定太学生限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取事官五品的期亲，或三品的曾孙，以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宋代太学生须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异者。太学的主要教材是经史，授"孔子之术，六艺之文"。以儒家五经作为基本教材。为了避免因抄写经籍错漏而引起的纷争，东汉熹平四年，下诏诸儒校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成为当时官定的太学标准教材。南宋时复有四书为教材，教授方法多取自修、讲授、讨论、解惑等。太学修业年限无统一规定，各朝学制亦不相同。但各都有一套考试、放假和管理制度。汉代还在中央政府设置"太常"作为兼管教育的长官，职司礼仪、选试博士、宗庙等事务。唐、宋两朝设教育行政机关国子监，总辖太学诸学。历代太学均制施各种规章制度，颁行学规，严禁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行为。
管辖权力
太学隶属太常管辖，"太常"为九卿之一，取"欲令国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学隶属太常更有其实际意义。在管理上，太常持重的是选拔总领纲纪的祭酒(校长)和学识渊深的博士(教师)。东汉规定:"祭酒"必须是"有聪明威重者"，其条件高于博士，或说是博士领袖。东汉设博士与西汉不同。西汉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东汉博士须选试而后用，很强调博士的师表风范。即"既欲其为人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所以东汉规定，太常卿每选任博士都要经过一定测试，并要上奏其能否。极为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的选任标准。
由此可知，博士官的选任最后要由皇上审定。而且选任时要有官员保举。其举状要写明被举人的品行、礼法、学识、身体状况及家族属行为是否合乎礼度等。并且规定选任博士年龄限制在五十以上。在这点上既区别于西汉的以名流充任，又区别于春秋之前以退休官员充任师资的老化教育。西晋对选任博士规定:"博士皆取履行清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而且在太常增设博士协律校尉员，太学博士、祭酒即隶于其下，制度更为严格。博士的任务主要为掌教弟子，当国有疑事时亦要掌承问对。博士为在职现任官员，俸秩比六百石，博士有固定员额，西汉和东汉初俱设博士十四人。按五经家法不同其十四博士为施、孟、梁丘、京氏《易》;欧阳、大小夏侯氏《尚书》;齐、鲁、韩氏《诗》;大小戴《礼》;严、颜氏《春秋》。加博士祭酒共十五人。在教学上，规定博士要以家法上课，每经按不同家法各有专任博士一名。据史载，发展到东汉，以上要求又小有灵活。如光武帝时曾增设《左氏》学博士四人，后因受到公卿反对，不久废除。此外，东汉还设有庆氏《礼》和伏氏《尚书》博士。授课虽讲求家法，然亦有兼说者。如光武帝时张玄，本为《颜氏》博士，他授课时又兼说严氏、(宣)冥氏《春秋》，为此，诸生上言认为张玄"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后张玄"未及迁而卒"。此说明规定已不如初时严格，而且博士也在向兼授非本身博士课方向发展。如博士却仲学即在校外收徒讲授《春秋图纬》。为了验证博士的学识、考究博士的论辩机智，还经常由皇帝亲自主持博士之间或博士与名儒之间的辩论。
光武帝刘秀即曾"会诸博士论难于前";章帝大会诸儒于汉宫白虎观，以问难形式考详诸经同异，最后由皇帝裁决，连月乃罢。对博士学识提高大有益处。
在仕途上，又可经博士入官。中央官，初始可任尚书、谏议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地方官，可任刺史、守、相。东汉即多有由博士升迁者。
学生管理
学生称呼
太学生有多种称呼，如东汉可称"诸生"、"博士子弟"、"游士"，入太学学习亦可称"受业太学"、"游太学"、"观太学"。西晋学生又有"礼生"、"寄学"、"散生"、"弟子"等称呼。太学管理官员除祭酒外，见于西晋《三临辟雍碑》的还有太学吏舍人、太学吏军谋、主事、司成等，东汉当与此相类。
来源与入学
学生的来源和入学，东汉规定:
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员，皆可遣子受业;
郡国所举高材明经者，亦有国家所试明经下第者;
郡国学明经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经地方选送可入太学。
虽有以上规定，但执行也较为灵活。由地方单独派遣者，如杨终，"年十三，为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即是。有的是受名儒推荐入学者，亦有由在校学生介绍入学者。可见学生入学并不难，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西晋时学生来自十五个州、七十多个县，东汉和西晋都有匈奴和西域的求学者。
学生的出身多为官宦子弟，亦有家境贫寒者。这就决定学生在类别上有正式在籍学生，此由史载太学生人数而知必有名录;有勤工俭学的旁听生，如庾乘，即是为诸生做佣工而旁听成就者。如宋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由于学生出身不同，在待遇上也不一样。一些官宦子弟可享受国家俸禄，而贫寒子弟则不仅衣、粮自理，连照明的脂烛也要自行解决。
生活条件
在生活上，学生居住条件、方式亦各不相同。有住校生，有在校外居住者。住校生中也有集体群居者，也有单独居住者。更有举家居住者，如东汉太学初建时，鲁恭即与弟丕及母俱居太学，时恭年十五，弟丕年仅十岁。学生如何解决伙食?据《后汉书》梁鸿传载，梁鸿以童幼诣太学受业，由于他性情孤独，不与人同食，同屋学生炊饭后，招呼梁鸿乘热釜而炊，梁鸿不肯，竟"灭灶更燃火"。由此看学校似无集体食堂，只在宿舍外设有灶釜，有学生自营炊事。前述鲁恭与弟及母俱居太学，当也是为解决生活问题。
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规定满学制为八年，但由于学生入学时基础不尽相同，对学生学习年限掌握又比较灵活。学生中有在入学前即已通数经者，也有专门师事某一博士学习某一门经典者，自然时间要短。据史书记载，还有不少二次入太学学习的学生。学校对学生年龄也无统一规定，就史书所见，自十二岁至六十余岁。年岁不等。其中年少游太学者亦不在少数。如颍川杜安，"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时十二，各能通经，拜为童子郎。
教学卒业
教学方法
学生的学习对战国时期的游学方式有所继承，学生在校期间可拜社会名儒学习太学中未开设的课程。有时甚至是受钦命从名儒学习某一经典，如贾逵为章帝时洪儒，章帝就曾令贾逵自选《公羊传》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八人，教以《左传》。学生毕业后亦可游学他方，继续深造。
博士授往往采取讲大课方式，听课人数不等，最多者可达千人。然亦有小课堂教学。因为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较多，有的学生往往参与一些社会上的外交活动。因此，也有个别上当的情况发生。东汉末年汉中的晋文经，梁国的黄子艾，二人恃其才智，炫耀于京师洛阳，伪托养病，不接宾客，"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名声，坐门问疾，犹不得见"，太学生亦多闻风造访。后太学生符融"察其非真"又于太学辨其伪，并请司隶校尉李膺核察，后证明二人果为轻薄之子，惨叹逃去。
在太学中学生有较多时间进行自学，又有较好的自学条件，既有学识渊深的博士，又有本来就享有盛名的高才学生，学生有随时发问、请教的条件。因为在博士中相互论难蔚然成风，受其影响学生中亦有浓郁的学术气氛。学生可和负有盛名的学者论辩，服虔在为太学生时就曾以《左传》驳当时著名《春秋公羊学》大师何休所驳《汉事六十条》。由于当时学生中研读风气甚浓，很多学生都思维敏捷，"善论难"。太学亦为皇帝咨询国事之所，博士、学生都可发表意见，便于养成学生关心政治和国事的风气，东汉桓帝时太学生刘陶就曾几次上书陈事。由于太学生有关心政治和国事的政治素质，他们也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社会重大政治斗争中，东汉后期的二次党锢之祸就是以太学生为主力的士人反对宦官的流血政治运动。
太学还有意识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东汉和西晋在皇帝举行乡社典礼时，礼生即都以太学生充伍。学生学习采取单科结业方式，每家经典学完后，要由博士主持答辩。严格按各经家法要求，讲究师承。答辩为五十道论辩题，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者，皆以为非。这对个别学生来说是有些束缚思想，但就整个学业教育而言，又是提倡不同学派之间争论和提高不同学派学术地位的保证。
学生分配
学生的毕业分配，根据博士弟子成绩即通经多少随才而用。东汉末年曾诏令规定:
学习满两年，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能通者随后辈试，通过亦得为文学掌故。
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年，考试能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能通过者随后辈试，通为高第者，亦得为太子舍人。
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年者，考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随后辈试，通过者亦得为郎中。
郎中满两年，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随后辈复试通过后亦得补吏。
以上规定似主要为对公卿子弟的一种特殊待遇。太学中的贫寒学生学业满后很多都是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他们可以在地方被征辟聘请为吏为官，亦可通过举孝廉等察举方式入京为官。
历史贡献
洛阳太学是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对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产物。当产生后又对当时的教育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自东汉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学后，很快在全国形成重视儒家经典的学风，致使京师和王宫卫士、禁军悉通《孝经》，不论博士或是议郎，只要开一家之说，即有徒众数百。在东汉，从事教授经学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不少太学生卒业返乡后不愿被征辟为官，而专心教授培养学生。东汉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饱学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经学传家，四世三公的经学大家亦不在少数。上至三公、司隶校尉等高级官员，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国相，很多都兼教授经学，有的门徒高达万人。有的学生在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买住宅长期从学;有的学生亦随他们的官职调动而追随出入京城。这种私人讲学的学生数量当又远大于太学生的人数。在教育上，官办太学、郡国学与私人讲学相辅相成，互为推动。适如班固在《两都赋》中所说:"是亦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而太学为其首。这就是东汉教育的特色。当时也有不少人在抢救儒家经典上做出了贡献。如《周礼》一书，当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缑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读，颇识其说。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郑众、贾逵往受业焉"。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转相证明为解，逵解遂行与世。而永平年间的符节县令甚至上言要发掘秦昭王和吕不韦之冢，以"视未烧诗书"，倾心经典的急切可见一斑。
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于太学的官员中，有不少号称"循吏"、"廉吏"，而太学生的"嘘枯吹生"的贡献，主要还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当时的太学成了反对宦官专权的强大阵地。以贾彪、郭泰为首的三万多太学生，他们品核供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致使"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显示出了太学生的舆论威力。并由此使社会形成婞直之风，有力推动了公卿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顿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的著名大师。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的实效绝分不开。洛阳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