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是西汉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推行的一项官吏选拔制度。主要是地方和中央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品行对个人进行推举和征召。
察举制不同于以先秦的世袭和后来隋唐的科举制，主要特征为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予上级或者中央，被试用及考核后，再任命为官职。
定期的察举科目称为常科或岁举，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制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孝廉科是汉代最主要官员来源。
从察举科目的可以看出它是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注重声名取士。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主要经历了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这几个阶段。
先秦时期中国的世族在社会上有重要地位， 几乎全部官位的重职、要职都有世族成员担任 ，虽然这一时期也有所谓乡兴贤能制的选举，但这只是选拔伍长、乡吏等小官，如孔子之仕“委吏乘田”，皆为小吏。 在这种制度下，只有王公、世族子弟才能世代为官。
从西汉开始建立完善察举制来作用主要的仕方法，征辟制作为察举制的补充。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拔制度，比汉代多了一条以推荐考核为选官途径的九品中正制，它是在对东汉察举制的反思与改进的基础上创设的。
察举制的建立
汉代察举制来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首领的民主选举。 中国原始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和部落的首领由民主选举产生 ，这种“选贤与能”的民主遗风是后世选举制度产生发展的源泉，它给两汉察举制以重大影响。
殷商统治者在理政治民上不得人心使得周初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小人难保”(出自《康诰》)，从而调整统治策略，提出“敬德保民”、“德政礼教”的治国方针。因此周朝除了世袭制外还建立了其他的选士制度，主要有官学选才制、乡兴贤能制、贡士制。
春秋战国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 ，这个时期的选士制度也呈多样化特征。随着士阶层的崛起及各诸侯国之间空前激烈的政治竞争、经济竞争、军事竞争的需要使得各国君主都锐意变革图强，他们网罗人才、竞相纳士。这时即有重金招聘、设计求贤，也有贤者荐贤、献策自荐等方式。这些方式强调德行道艺兼求，但基本是和平时期重德行，战争岁月重道艺。德行道艺兼求，是先秦选士制度的总体特点，这一特点奠定了察举制的基本格局与方向，它成为察举选士的重要标准。
西汉初年，基本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汉高祖曾下诏征召贤能。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下诏，要求地方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文帝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被举者百余人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汉文帝诏举贤良方正仅为偶然之举，既没有明确规定荐举期限、人数，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荐举标准和规范的荐举程序。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并且要求“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这标志察举制的正式建立了。
汉代察举制的演进
察举制的最初实行，并无完善的程序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汉朝根据实际实施情况调整和完善，逐步建立起比较严格而完备的察举法规。
察举科目
汉代察举的科目也是逐步固定产生的。汉高祖刘邦时，只笼统地提出选拔“贤大夫有肯从我游者”(求贤令)，没有明确的选举科目。汉惠帝、吕后诏举“孝悌力田”，汉文帝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虽然规定了明确的选举科目，但不十分固定，且很单一。汉武帝以后察举科目逐渐增多，并日益制度化、规范化。两汉时期比较通行的察举科目主要有：孝廉、秀才(东汉称茂才)、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
察举人数
孝廉原为每州郡岁举一至两人，由于各郡区域大小不等，人口多少不一，平均分配荐举人数显然有失公平，于是到东汉汉和帝时改为按人口比例进行荐举，大概每廿万人岁举一人，不足廿万人则两年一举，不足十万人则三年一举。对少数民族杂居的边郡地区，又另定优惠政策：十万人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两年举一人，不满五万者则三年一举。
察举标准
汉代察举科目很多，察举制实行之初，各科既无统一要求，也没有明确的察举标准，用人条件含糊笼统，而且时有变动。这样，这个制度实行时很难操作，它既不利于下级官吏甄选，也不利于朝廷考核。因此直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才确定荐举标准，“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
察举的条件
汉代察举对被举者与举荐者的具体条件陆续作出若干规定，如对被举者的出身、职业、资历、才能、年龄均作出规定;对举荐者的条件也有若干规定，每年例行的岁举，由刺史、守、相等地方长官负责。西汉三公中的丞相，九卿中的太常、光禄勋负责主管察举工作;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与刺史监督察举之虚实。西汉后期，尚书逐渐参掌察举，至东汉，尚书权力更大。
连坐制
汉代规定选任得当与否，选任者和被选任者都要负连带责任，功罪奖惩相同。汉武帝诏令郡国贡举贤才，由于选令过于苛刻，竟造成各郡未荐一人。于是元朔元年(前128年)，汉武帝又两次下必须定期举人的诏书，明令若有才不举，轻则免官，重则以“不敬”罪论处。(在汉代，“不敬”为重罪，法为斩首，甚至族诛)西汉末年，汉平帝即位，王莽执政，曾诏令适当放宽荐举法，结果滥举之事屡见不鲜。东汉初年，为纠正察举不实，重申严格选举之法，保证了察举制的正常实施，但在察举法规的执行过程中，也有过严或过宽、矫枉过正的弊端。
荐举方式
汉代察举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复试。汉代察举制下的考试，在西汉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考试只是区分人才高下，授官大小的参考，这与后世以考试为主、以推荐为辅的科举制截然不同。至东汉时，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分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仍是基本入仕途径之一，西晋时，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的格局。但曹魏以后，门阀士族势力日益发展，与之相适应，在选官上产生了九品中正制，察举制的地位开始下降。由察举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一般是凭借门第获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视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为官。东晋时，察举已相当衰落。南北朝时，察举又趋复兴。但此时之察举，特别是秀才一途，大多为门阀士族占据。北朝后期，随门阀制度的衰落，察举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迁调，而是直接任命为博士、秘书郎、著作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县令等，或为公府、军府、王国和州府的僚属。
察举制向科举制的演变
在南北朝，考试日益成为决定被举者得官与否的中心环节。人们对秀才的注目，主要是对策时文辞的优美，孝廉则在于经学的精湛。唐代初年，王朝规定参加科目考试者可以自由报名，员额上没有限制。 这样，察举制也就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经漫长演变，变成了一种中央设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的科举制度。
察举制科目
察举制在实行的数百年间，不断增减调整，逐步建立起一系列察举科目，成为两汉取士的主要来源。
汉代察举科目繁多，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常举行的科目，称 常科 ;另一类是不经常举行的科目，这种科目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的特别选举科目，称 特科 或 特举 。
孝廉是察举常科中最主要的科目。常科中还有秀才、明经等科目。秀才最初为特科，到了西汉后期秀才科也成了岁举的常科。明经科察举通晓儒经的人才。另外还有选拔12至17岁之间的“博通经典”者的童子科。
孝廉
孝廉科就是察举孝子、廉吏。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举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汉代政府官员重要来源。
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有关官职。一般情况下，举孝廉者都能授与大小不一的官职。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根据尚书令左雄建议，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制定“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则考试笺奏。此后，岁举这一途径就出现正规考试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
茂才(秀才)
茂才，西汉时称为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之讳改名茂才，或称茂材。茂才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士，所以通常称“茂才异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秀才最初为特举，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
贤良方正
贤良方正是汉代察举特科中最常设又最受重视的科目，此科名称不一，或称为贤良方正，或称为贤良文学，意思是德才兼优。贤良是指才能特出之人。贤良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重大问题，向他们请教，叫做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政府看他们之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
童子
汉代察举专设童子科，规定年龄在12岁至16岁之间，能“博通经典”者可以入选。
明经
明经举士的主要目的，就是察举通晓儒家经学的人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两汉各科察举都重视儒家经学。专设明经科，表明汉朝对学习儒经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
明法(治狱平)
明法就是察举明习法律的人才。汉代治国，儒法兼用，在选拔人才上除重视儒生外，也把明习律令文法者作为重要对象。
兵法
这是汉代察举特科，主要察举通晓兵法，勇猛善战的军事人才。此科多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举行。
尤异
汉代官吏中政绩突出者称为“尤异”。察举“尤异”实际就是提拔政绩突出的现任官吏。此科之设在于鼓励各级官吏忠于职守，精于政事，勤政爱民。
治剧
汉代因郡县治理的难易而分为剧、平。能治剧，就是能治理最复杂、最难治的郡县。汉代三辅洛阳等临近京城的区域是豪强富户的聚居地，社会关系异常复杂，阶级矛盾尖锐激烈，非特殊之才很难治理。为此，专设岁举特科，选举政绩卓著、勇挑重担、能啃硬骨头的官吏治理此等郡县。
阴阳灾异
汉代君主受董仲舒等“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深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治乱安危有密切联系，每当阴阳错谬、风雨不调、社会动乱之际，皇帝就下诏举荐通晓阴阳灾异之士，以便调和阴阳、安顿民心。
作用和弊端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先后持续约八百多年， 对中国古代社会有深刻影响 。
秦代和汉初用人，承袭战国以来政府奖励军功政策，主要凭军功赐爵。为特别削弱贵族势力，西汉前期逐步建立察举制，大举纳入人才。并大胆果断打破汉兴以来非列侯不拜相的惯例，任命没有封爵的公孙弘为丞相，然后再封他为平津侯，沉重打击贵族企图长期把持高官显位。汉武帝通过健全察举取士标准，亲自选用干练有实才的官吏充任三公九卿及高级军事职务，如桑弘羊、张汤、张骞、李广、卫青、霍去病等都曾官居高职。特别是两汉时期，察举制在大部分时间起着积极作用，带来汉代英才辈出、功业兴盛，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与繁荣贡献巨大。 汉朝能成为一个强盛封建王朝，成为当时举世无双的文明大国，与察举得人密不可分。
察举制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选官制度，经过局部变更产生曹魏以后的九品中正制。特别是隋唐时期，为弥补察举客观性差的弊病，逐步加大考试在其中的比例，最终形成后期的科举制。它对中国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官吏制度有举足轻重影响。全国政权选举或考试，皆分区定额，从此开放给全国各地，始终代表着全国。全国各地均以同一人口比例考选，因此全国各地人民都有希望有人参加中央政府。
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原则，也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同时极大地促进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但是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加上察举荐举为主、考试为辅的特点，以及对伦理道德的要求，导致察举制主观性很强，客观性差。因此到实施后期，“声望”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
代表人物
左雄-察举的改革者
西汉时，察举“孝廉”后，被举者可谓前途辉煌，所以高官豪族几乎垄断了举荐之权。东汉顺帝时(公元125年—144年在位)，因察举制产生种种弊端，左雄提出了改革方案。
察举制的推行使汉代盛行讲学之风
左雄(?—公元138年)，字伯豪，南郡涅阳(今河南镇平)人。初举“孝廉”，升迁为冀州刺史，常闭门不与豪族交往，并敢于揭发检举。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担任尚书令的左雄，建言改察举之制。内容为：(一)限年40岁以上才得举“孝廉”，此为“限年法”;
(二)确定考试内容，“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
(三)对有特殊才干者，不限年龄。当时尚书仆射胡广及尚书郭虞等，提出反驳意见，认为“选举因才，无拘定制”，不需要条条框框。但最后顺帝仍采纳了左雄的意见，颁令实行。从此，年不满40不得举“孝廉”。察举者要到公府考试;然后试用，以“练其虚实”。有名不副实者，治其罪。
至此，考试制度正式确立，这是察举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此后，左雄崇经学，修太学，吸收60岁以上的儒士为郎;公卿子弟不以年龄幼小，凡能通经者授童子郎。造成京城里诸生云集，太学盛极一时。
董钧-才德兼备的学者
董钧，字文伯，资中(今四川资阳)人，为东汉初年的著名学者。精研《庆氏礼》，在大鸿胪王临手下做事。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举明经科，任“廪牺令”，是六百石的小官。后因病去职。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年—55年)，又举“孝廉”，辟“司徒府”。
他勤奋好学，博通古今，喜欢议论时政。明帝永平初年(约公元58年)，任博士。由于博学通礼，参议制订五郊祭祀、宗庙礼乐及威仪章服，他的意见，多被明帝采用，所以人们都称他为“通儒”。
董钧几经擢升，任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徒百余人，传授学问。这位德才兼备的学者，非常长寿，活到70多岁才离世。
东方朔
东方朔
东方朔(公元前154年—前93年)，西汉大臣、文学家。他是汉代的一位“奇人”，善辞赋，能言善辩。他从小失去父母，由兄嫂养大。自幼学写字、文化及击剑。
16岁学《诗》、《书》二经，能背诵22万言(字)。19岁学孙、吴兵法，又背诵了22万言。他描述自己“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相貌堂堂。勇、捷、廉、信等美德兼备，因此，“可以为天子大臣”。
像东方朔这样上书推荐自己的士人，在当时来说实在少见。东方朔曾担任常侍郎、大中大夫等职，常讽谏汉武帝的得失。大概因为他的言语常带有讽刺成分，令武帝不悦，所以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他的名作《答客难》，就是抒发自己有才智而得不到重用、无由施展的苦闷。
董仲舒
董仲舒是儒学大师，自汉武帝采纳了他以儒学为正统的建议后，一直维持了近二千年之久，被历代皇帝奉为圭臬。董仲舒还创立维护传统道德秩序的“三纲五常”体系。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举贤良，董仲舒应对策，建议：
(一)诸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荐吏民之贤者各二人;
(二)所荐之人“贤”(优秀)有赏，“不肖者”(不合格)则罚;
(三)量才授官。董仲舒的建议被武帝采纳，遂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从此，察举作为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正式确立。儒学的地位、察举的标准，得到完全的推行。
晁错
晁错(公元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汉的名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青时师从学者张恢，学申、商之术，由于熟悉文献典故，被任命为太常掌故(六百石)。
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时奉命跟原秦朝博士伏生学习《尚书》。后来任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家令，深受宠信，升迁为博士。
其后，晁错由平阳侯曹窋等人联名举为贤良，由文帝亲自对策。文帝对他策问的内容(题目)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晁错以秦亡为鉴，提出一系列施政纲领。
他说：“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在对策的百余人中，由于晁错成绩突出，升迁为中大夫。晁错对策事件，说明：
(一)作为选用官吏的察举制度，从文帝开始;
(二)被举者要经过考试选拔;
(三)文帝时的察举限于“贤良”一科，尚无人数及期限的限制。
晁错任官以后，曾任御史大夫，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更定法令，主张充实边塞，积极防御匈奴对汉室边境的攻掠，又建议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但后来在吴楚七国之乱中，晁错因建议削藩，被他的政敌以“清君侧”为名腰斩于长安东市，父母、妻子、同族皆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