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西汉第七位皇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在位)。
汉武帝7岁被册立为储君，16岁登基，在位达54年。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功绩显赫，和秦始皇被后世并称为“秦皇汉武”，被历代史学界和政治家们评价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汉武帝的思想积极进取，具为有前瞻性，为朝廷以至社会带了新思维，实得权力后进行了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深远地影响着后世。
对内政策上，汉武帝用人唯才，开创了察举制并兴太学;他又颁布《推恩令》，削减了诸侯的权力及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另外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
对外政策上，汉武帝以强势态度积极地对付匈奴，发动第二阶段汉匈战争，先后收复了西汉初年的多处领土，不过终其一世未能解除秦朝以来匈奴于中国西北部的威胁[1][2]。
汉武帝又大幅度地开疆拓土，先后在秦朝故土吞灭了东瓯国、南越国、闽越国，及卫满朝鲜及夜郎国等等，继秦朝后再次拓展了中国疆域;同时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将帝国不论在民生、经济、文化或者军事上，都推上了空前的高峰，其在位期间被称为汉武盛世，为纵贯汉朝的极盛时期。
而汉武帝晚年穷兵黩武，性情反复无常，而且迷信多疑，致使了巫蛊之祸。驾崩前两年，汉武帝在轮台下道《罪己诏》，重拾文景之治时期的与民生息的政策，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奠定基础。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作为的君主之一，汉武帝新政对于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汉武帝新政让汉代的艺术设计有了长足的发展，“改正朔”，“定节气”“易服饰”等让汉代艺术设计有了全新的发展空问，此外“节气”，“阴阳”，“五行”等新的思想观念，为汉代艺术设计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元素，让汉代艺术设计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设计时代。
汉武帝
律历制度改革对汉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改正朔影响汉代设计艺术
汉武帝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即位之初便升始寻求建立集权政治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因此采取因势利导的方式，针对汉武帝所关心的“法古”、“受命”、“天人之际”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一统于天下。”的观点。“改制说”的出现，对于一心想要实现中央集权的汉武帝而言，董仲舒的“改制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一般。因此，汉武帝不仅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由此实施了一系列改制活动。
董仲舒
为了稳固政权，汉武帝开始积极效法古代帝王举行封禅仪式，以便于能够接受上天所赐予的“符瑞”，以表明自己是上天所认可的天子。但是，“符瑞”只是一种迷信，甚至是一种人为的假托。因此，所谓的“符瑞”都是汉代的官方的造型师、设计师所创造出来，用以满足皇帝的政治需要。据史书记载，元狩元年汉武帝郊祀于雍，祭祀过程中意外获得一只类似于鹿的角兽，百官将其附和为“白麟”，并且制作了《白麟之歌》。所谓的“白麟”就是一只典型的人造神兽。此外，元鼎元年，汉代的官方设计师又根据要求，制作了“宝鼎”，将其作为“受命之符”。汉武帝的改制直接催生了一批前所未有的设计，不仅为汉武帝的执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推动了汉代的艺术设计发展。
定节气影响汉代艺术设计
先秦时期的艺术设计基本上逆循的是“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的原则，这种设计思想是一种动态的设计思想，因而所有的设计都必须根据时间和空问的变化选择最为适合的材料，从而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汉代的设计思想基本上沿用秦代设计的基本原则，设计必须从整体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随着汉武帝新政的深入推行，天时、节气、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星宿等元素成为了汉代艺术设计中的新元素，不仅丰富了艺术设计的形式、内容，并且产生了新的设计原则。
“节气”是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一种时同观念，根据“节气说”，一年被分为四个季节，四季又被分为二十四个节气，不同的节气有相应的颜色和用数，并以此确定祭祀建筑的样式以及服饰的样式。根据气节，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设计标准，以及一定的计量单位，并且将“节气”与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星宿等元素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产生一个系统性的设计。汉代设计师十分注重节气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在汉代人的观念中材料是有阴阳之别的，根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丙子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因此，在冬季时，汉代的设计师会采用羽毛作为主要的设计材料。而在夏季，设计师则会选择动物的甲壳作为设计材料。“阴阳”观念是汉代设计的主要观念，并且与所谓的“气”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阳气极，以夷丘上屋。”由此可知，在汉代建筑设计理念中，太过于偏向北方的地理位置是不适宜建造房屋的。在汉代设计师看来不同的时令，其清燥与湿浊都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庚子气燥寒，壬子气清寒。因此只有在对不同时令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够开展设计活动，设计师必须预知在相应的时同内应该采用哪些材料，因为浊气、湿气、寒气等因素都会对最后的器物产生影响。
汉代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会将节气与五行一同加以考虑。例如铜镜的制作，一般会在铜镜上刻上“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五行德令镜之精”等字样的铭文。由此可见“气”和“五行”对于器物制作的重要性了。此外，还会将五行与十二甲子以及材料等结合起来，汉代就有：“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等说法。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节气”在汉代设计中的重要性。
服饰制度改革对汉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自古以来，服饰便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汉武帝新政时期，汉代的服饰设计发生了一次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官吏改穿“五时服”，而不再穿原有的“四时服”。“五时服”是在四时服”基础上所形成了新的官员制服，其基本的设计理念仍旧是四时变化”，但是加入了五行的元素。据《后汉书·礼仅志》中的记载，汉代官员在立夏至夏至期间，着红色的官服。季夏至立秋前十八日，着黄色的官服。立秋之日着白色的官服。立冬之日着黑色的官服。立春之日着青色的官服。由此可知，汉代官员在正式场合下，应该根据不同的节气穿着不同顔色的礼服，或是祭祀服饰。此外，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必须根据规定穿着特定设计的服饰。如每月朔旦“执事者衣阜单衣，绛领袖缘中衣”，也就是说冬至前后所有的官员必须穿着紫色的衣服，由于朔旦不是正月，因此不宜穿着正色。由此可见，汉代官员的服饰从里到外都有着极为特殊严格的规定。
汉朝服饰
服饰制度的改革是汉武帝新政的一項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汉代服饰设计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汉代的服饰不仅具有装饰功能，时还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服饰时常被皇帝作为一种褒奖的工具用以表彰有功人员，或是亲近人员的功德。《后汉书》中曾记载荆州刺史郭贺由于在政绩上表现突出，因此当时的汉朝皇帝特赐予其三公的服饰，以表彰他的功绩。“三公”在汉代时期是一种名誉上的官位最高的官职，实际上不掌握实权，“三公”的服饰赐予大臣，主要是一种荣。服饰自古以来是一种区别尊卑等级的重要标准，孔子曾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与人。“服饰在封建社会中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礼器”，服饰的差别标志着秩序、等级、威仅以及人伦的差别。因此，服饰除了“盖形暖身”的功能之外，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贾谊在《新书·服疑》中也谈到“制服之道……贵贱有级，服位有等汉代服饰等级区别十分精细，从衣带、冠履、佩饰、纹饰、器物、车马宫室、丧葬等都有不同等级的区分，正所谓“见其服而知貴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也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精细的划分，才让汉代设计师有了更为广阔的设计空间，设计的丰富多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术数制度改革对汉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阴阳思想
“阴阳”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思维范畴，是古人对世界本质以及其基本运作方式的一种描述。汉武帝新政时期，“阴阳”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广泛地被运用于造型装饰艺术种。正所谓“阳必有阴，阴必有阳。”在器物的设计上，阴阳总是成对出现的。例如临沂银雀山壁画顶部，壁画的右边部分画了一只金乌，象征着太阳，太阳是阳性的。壁画的左边是画了一只蟾蜍，象征着月亮，月亮是阴性的。壁画上还画有飞腾状的玉兔。相类似的图案还出现在从马王堆汉基中所出土的丝帛上。由此可见阴阳思想在整个汉代艺术设计中的典型性与普遍性了。
此外，在汉代人的观念中阴阳是生命力量的象征，阴阳相顺，阴阳和谐生命才能够生生不息因此在砖石画像、壁画以及雕塑艺术中都存在着阴阳双居的形态汉代人一般会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作为两两相对的阴阳象征物。青龙主水，固属于阴，白虎主火，固属于阳。朱雀主南，固属阳，玄武主北，固属阴。因此，在一些怕水的器物上，往往可以看到虎的形象，而在一些怕火的器物上，则会有龙的图案。汉代有一种十分特别的铜镜，名为“四神规矩镜”，铜镜为四方形，四周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这些都是阴阳思想在汉代设计中的体现。
太极阴阳图
五行思想
“五行”思想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物质思想，古代人将构成世界的元素划分成五种，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金、木、水、火、土。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等人的宣传下，“五行”思想又开始流行起来，汉武帝据此实施“易服色”的政策。汉武帝将元丰七年改为太初元年，每年的正月为开始，百官一律穿着黄色的服饰。因为根据“五德终始说”，秦灭周，周为火德，水能灭火，因而秦为水德，尚黑。灭秦，土能克水，因而汉为土德，因而尚黄。此外，在装饰用色上也遵循了董仲舒所倡导的“五行之中莫贵于土，五色之中莫貴于黄”的理论观点。因此汉代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这种“五行配五色”的理论。汉代设计师将“青、赤、白、黑、黄”作为正色，其他颜色作为间色，根据“五行配五色”理论，金对应的是白色，木对应的是青色，水对应的是黑色，火对应的是赤色，土对应的是黄色。一般而言，设计中的颜色以正色为主，如果选用间色的话，紫色会被优先选用，也就是说选择顔色不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而是从等级出发。汉代的“五时服”根据的正是这种“五行配五色”思想。
汉武帝新政确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策，完备的各項制度，保证了汉代以一种强势姿态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模式。经汉代儒家改造的伦理观念、天人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成为这一文化模式的核心，各种文化因素在这一模式中重新厘定、整合，从而形成了汉代特有的艺术设计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