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治术是战国时期(约公元前5-3世纪)产生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传说是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所以得名。黄老治术便是西汉初的政策方针。

　　黄老治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形成于战国时代。但是，其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西汉时期，这一派的代表尊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黄老学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并且采纳了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从内容上看，黄老治术继承、发展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治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所谓“无为”就是要求政府尽量不要干涉人们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丰功伟业和政治霸权。上述主张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东汉时，黄老治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就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黄老治术

　　政策背景

　　西汉帝国建制，经过数年反秦战争与楚汉相争之后，原本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大量流失，当时西汉丞相萧何为了让流失人口快速回到原有工作岗位上以及减少多余的政策支出和浪费，制定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静俭约”三大政策方针作为西汉帝国建制初年的政府政策大纲。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相继消灭了专制集权的秦王朝和企图返回到战国诸侯并立时代的项羽势力之后，究竟采取何种思想进行统治以稳妥地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就成为摆在刘邦及其统治集团面前的重大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秦王朝推行法家路线，大搞严刑酷法，推行思想专制，最终导致二世而亡。从亡秦的废墟中冲杀出来的刘邦集团对这一深刻教训有着切身的感受，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按照法家的政治思想来治国理政。而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留子孙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因而对儒家治国的高深理论也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刘邦本人尽管没有完全排斥儒学，但儒生的信而好古、脱离现实、高自标置也令其厌恶。这时，惟有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治术比较切合刘邦集团的需要，能够为汉初统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黄老治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到了汉初，由于它切合汉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治术加以鼓吹和推行。历史使刘邦成为运用黄老治术以治国的第一人。据史载，刘邦入关之初，即宣布约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

　　缘起

　　传统道家思想给我们的观点都是形而上的，着力探索宇宙万物和终极价值，这对道家思想的发展利弊兼半。劣处当然人所共知，时值乱世，实力为尊，这种形而上的思想很难获得社会的认可，即使有部分人认同，也是消极避世，这样的道家难有发展。但它的优势却也正在一个形而上。

　　战国后期、秦汉之初，是一个思想融合的时代，如《吕氏春秋》《淮南子》。要形成一个包容各派理论的鸿篇巨制，必然对形而上有较高的要求，这样才能有机的容纳各派理论。而道家的“道”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是黄老治术的代表作品。(这点在以后的道教发展史上也很明显，如在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出来之前，包容典籍最多的就是道家的作品--道藏，诸子百家无所不包。)以淮南子为例(淮南子比吕氏春秋要更为成熟)，在道的太上地位基础上，又将宇宙的起源、宇宙的空间(天象、地形)与时间(时令、立法)、宇宙与人类的对应、天地人关系、社会问题等等作为道在自然、社会、人类的呈现加以论述，博采众家之长，以成一家之言。即使后来的董仲舒，其立论宏远，也是要借助黄老之学的宇宙支持系统确立自己学问的最终依据。

　　政治基础

　　一种政治思想如果仅仅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对政治无疑作用不大。但黄老治术在秉承道家思想的同时，发展成为具体的政治手段，这就给黄老治术被倡导提供了可能性。

　　黄老治术的兴盛还离不开政治人物的倡导，比如窦太后干政数十年，结果景帝、武帝、诸窦氏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还有，就是教科书里讲到的当时百业待兴，在这种情况下，无为而治就显的比较有吸引力。

　　政治思想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治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所谓“无为”就是要求政府尽量不要干涉人们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丰功伟业和政治霸权。上述主张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东汉时，黄老治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就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政策制定者

　　萧何、张良。

　　政策实践推广者

　　汉代：汉高帝、汉惠帝、吕太后(萧何、曹参、陈平)、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魏文帝

　　社会影响

　　稳定和谐

　　由于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推崇黄老治术，因而对秦以来的严刑酷法进行了清理，形成了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

　　汉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治术作为治国方针。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文帝还多次下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了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治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治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治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初中央政权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注意到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理解黄老治术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在对待匈奴入侵的问题上，汉初由于人力、物力的严重不足，汉高祖曾接受娄敬建议，以和亲通关市的方式换取边境的安宁。文帝时，匈奴势力更为强大，“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文帝十四年，匈奴长驱南下，“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掳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汉书·匈奴传》)如何阻止匈奴南侵以保证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宁?汉文帝在继续推行和亲政策的同时，又接受晁错募民实边、入粟塞下、屯田积谷、耕作结合的建议，积极组织起大批垦戍部队，从而既方便了汉王朝集中力量做好内部工作，又减轻了内地人民的兵役、徭役负担，更重要的是使汉王朝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经济、积蓄力量，为以后大规模的反击匈奴铺平道路。黄老治术中的“因变”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道德律的核心

　　黄老道认为生命既是贯通天地和人事的最高价值，又是道德律的核心。黄老道的政治思想的最终理想是“致太平”。根据《太平经》，“太平”就是万物无一受伤的状态，其具体内容也离不开黄老道的世界观。太平就是实现三合相通而阴阳中和之气保持完美的协调和统一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汉朝的方士们还充满了救世之责任感，冒着一切风险积极干预政治，期望实现“致太平”，但这不仅仅是政治行为，其目标在于阴、阳、中和三气和谐统一。“黄老道”着重批判了背离以协调、平衡、统一为基本原理的自然法则的人类社会中的许多矛盾。比如执着权力或者名誉等社会价值，施行有暴力性的制度，无节制地独占资源，轻视和破坏生命等。而“黄老道学”则以天人合一与可持续相结合为情怀，物质享受但求节制有度等作为追求的目标，实在是难能可贵。

　　经济繁荣

　　其次，由于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治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繁荣。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治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黄老治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诏书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他认为，“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在传统的农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汉初社会经济取得如此成就，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黄老治术及其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

　　时代局限

　　综上所述，黄老思想由学术而政治，对稳定汉初社会秩序及汉初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往人们较多地注意到黄老思想在汉初的积极作用，对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则关注较少。而这些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黄老治术讲清静无为、贵柔守雌、不为物累等，导致封建等级权威制被削弱。等级制是封建伦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汉初推崇黄老治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政权构成极大威胁。此后相继发生的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淮南王刘长的起兵和景帝即位不久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即证实了这一点。二是由于无为而治导致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许多不法商人与诸侯王或地方官吏相勾结，或经营盐铁，或冶铜铸钱，大量侵吞国家资产，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在生活上他们竞相奢侈，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今虽刑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人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腐朽的社会风习还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三是引起时人对当时政治、文化及习俗的激烈批判。在黄老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原则下，汉初百姓生活得以安宁，生产得以发展，但侵蚀社会、危及西汉政权的异己力量也因此而恶性膨胀起来，从而引起许多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贾谊、贾山等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所批评与匡建。他们的批评预示了汉代历史上统治思想的又一次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在当时，对于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巨变中的汉武帝来说，他怎能容忍一个闻名全国、影响极大的“黄老道学”的主张者?因此，黄老道学被统治阶层扣上了“不合正统”的帽子，长期被“打入冷宫”，几近湮没在冰冷的历史长河中。但他总不会消失。纵观我国古老的历史，无论是“善通机巧”的科学巨匠张衡，还是声名显赫的文人墨客，甚至治国安邦、叱咤风云的文臣武将，都无不通晓此道。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历史似乎将千万年来积蓄的能量加速爆发，使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每个人都目不暇接地忙着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靠工具理性几乎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自然资源的高度开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灾疫流行、战争危险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也成为21世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最后结局

　　黄老治术将道统放在政统之上。道家之学，以道、自然为思想的最终依据，又把人即个人生存的合理性上通于天。(吕氏春秋这里比较有意思。包含百家，当然也含养形贵生之说。它把个人的价值取向放在了社会之上或者至少是平等，因为二者都是取法于天，并列关系。)这无疑对世俗权威产生消解意味。在君主政治和社会规范之上存在一个价值更高的天道，而这个天道又是由知识阶层来把握，当然君王会不爽了。况且知识分子以天道为凭借，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游离专制王权之外，确实是要被体制消灭的对象。黄老治术中还有一些比较自由的观念对抗着体制思想，最典型的就是老庄并举。庄子是个典型的反体制人物，如逍遥、如齐物，使淮南子有很明显的反中心、反一尊、追求自由的思想。特别是主张因时而异，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将天下一统的意识形态、中央集权置于何处。最后，淮南王的结局无疑象征着黄老治术的最终没落。前122年，刘安自杀，王后、王子徙诸所，与谋反者皆诛，国除为九江郡，列侯、两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儒学代替黄老治术何尝不是一个血腥的过程。自此之后，黄老治术就离开了意识形态的中心。

　　黄老治术有它的用武之地，但很快君王就湮没了它的终极价值依据。天取代了道，而天很快又被天子放在了幕后。人们在不经意间放弃了追问其合理性来源的思想权力。

　　观点总结

　　这是产生于中国战国时代(约公元前5-3世纪)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该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所以得名。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治术形成于战国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西汉时期，这一派的代表们尊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黄老学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并且采纳了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

　　从内容上看，黄老治术继承、发展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治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所谓“无为”就是要求政府尽量不要干涉人们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丰功伟业和政治霸权。

　　上述主张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东汉时，黄老治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就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