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本名叫马克西米连·弗朗索瓦·马里·伊西多·德·罗伯斯庇尔出生于1758年5月6日-1794年7月28日逝世，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他曾是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国民议会代表和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主张男性普选权及对常见食品实施价格管制，并于1794年成功的在法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受到18世纪启蒙时代知识分子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罗伯斯庇尔走左派资产阶级路线，反对去基督教化。他坚定地遵守和捍卫他的主张，在当时一度赢得了“不可腐蚀者”的绰号(法语：l'Incorruptible)。法国历史学家亚伯特·麻阶在20世纪20年代把罗伯斯庇尔的名声推至顶点，将他塑造成穷人和被压迫者的辩护人、保皇党和腐败政客的敌人、法兰西共和国的守护者。
但实际上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在他被政治盟友乔治·丹敦提名为握有重权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委员后，他在1793年3月镇压了左翼的埃贝尔派。主张处决国王路易十六的也是他。连走温和路线的乔治·丹敦也被他指控腐败，导致丹敦在1794年4月5日遭处决。同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发生，次日罗伯斯庇尔被逮捕处决，反雅各宾派政客掌权，视罗伯斯庇尔为恐怖统治的元凶。至今罗伯斯庇尔的地位仍然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们激烈辩论的议题。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出生于阿拉斯，旧法兰西亚多亚省，在现今加莱海峡省。他的家族可追溯到12世纪皮卡第地区;他的父系祖先17世纪初曾在阿拉斯附近的卡尔万镇作过公证员。有人认为，他是爱尔兰后裔，他的姓氏可能是“英语：Robert Speirs”，传讹为“Robespierre”。乔治·亨利·刘易斯(英语：George Henry Lewes)，最有名的罗伯斯庇尔传记作家 欧内斯特·哈默(法语：Ernest Hame)，儒勒·米什莱，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和希莱尔·贝洛克(英语：Hilaire Belloc)都引用这一说法，虽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
他的祖父，也叫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作为一名律师。他的父亲弗朗索瓦·巴泰勒米·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法语：François Maximilien Barthélémy de Robespierre)，也是亚多亚行政法院的律师，1758年1月2日和酿酒商的女儿贾桂琳·玛格丽特·轧倭(法语：Jacqueline Marguerite Carrault)结婚。
马克西米连是4个孩子中的长子，父母婚礼4个月后出生的。1764年7月7日，罗伯斯庇尔6岁时，母亲因难产去世，父亲随后离家出走，到处游历，1777年11月6日死于德国慕尼克。孩子们被他们的父亲家的阿姨尤拉丽和亨丽埃特·德·罗伯斯庇尔(法语： Eulalie and Henriette de Robespierre)带大。
8岁时已经识字，马克西米就读法兰西学院阿拉斯(中学)。1769年10月，获得阿拉斯当地主教的推荐，罗伯斯庇尔进入巴黎路易大帝高中就读。罗伯斯庇尔在那里学习，直到23岁，他接受的训练成为一名律师。在他毕业时，他因十二年学业成功示范和个人的良好行为获得了600里弗尔的特别奖励。
在学校里他学习并向往罗马共和国的理想和西塞罗、小加图等经典人物的修辞学。他的同学包括卡米尔·德穆兰和路易斯-玛丽·斯坦尼斯·弗雷隆(英语：Louis-Marie Stanislas Fréron)。在这段时间，他也阅读了瑞士知识分子卢梭的著作并接受他的许多主张。罗伯斯庇尔受“德性自我”理想的激励，是只伴随着他良心的代表人物。
1775年国王路易十六加冕后不久，参观路易大帝高中。17岁的罗伯斯庇尔作为一个获奖的学生，由500名学生中被选出来发表欢迎国王的演讲。也许是由于下雨，王室夫妇在整个仪式留在他们的马车厢中，并在仪式完成后立即就离开了。然而，H.洛亚(法语：H.Leuwers)在他的罗伯斯庇尔(2014年)最后传记，证明该事件可能不会发生在1775年，不是1773年就是在1779年。
1780年从法学院毕业，1781年获得法学士学位。
早期的政治
在他已经是成年人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更早，对罗伯斯庇尔的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卢梭。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品德和他对构建政治主权提出直接民主制的计划的观念是来自卢梭;他对这些理想的追求，终于让他在雅各宾共和国获得“廉洁”的称谓。罗伯斯庇尔尔相信法国人民本性善良，有能力推进国家共同的福祉。
罗伯斯庇尔完成法律课程后，获准在阿拉斯执行律师业务。1782年3月，阿拉斯主教路易·弗朗索瓦·马克·莱尔德·辜纪(法语：Louis-Hilaire de Conzié )，任命他为阿拉斯教区的刑事法庭五名法官之一。这一任命并没有阻止他在律师事务所执业，因为他早期反对死刑而对管辖死刑案件不适应，他很快辞去这项工作。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律师并根据他信奉的原则，选择代表穷人。在庭审听证期间，他常被称为主张启蒙运动理想和人类自然权利的倡导者。后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广泛阅读，并且也关注普遍性的社会议题。在阿拉斯他被视为最优秀的作家和最受欢迎的年轻人之一。
1783年12月，他被选为阿拉斯学院的成员，他定期参加会议。1784年，因为他质疑亲属是否应该分担罪犯的耻辱的论文，他被授予梅斯学院的勋章。他和巴黎的律师和记者，皮埃尔·路易·德·拉克雷泰尔(英语：Pierre Louis de Lacretelle)，分享这份奖赏。他在后来发表的许多论文没有那么成功，但罗伯斯庇尔他在阿拉斯的文学和音乐社会享有高知名度。在其他会议场合结识了拉扎尔·卡诺，后来成为他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同事。
从三级会议到制宪会议
1788年，法国面临经济政治危机，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不断。他参加了法兰西省级政府该如何选出代表的讨论，罗伯斯庇尔发表了《致阿图瓦人民书——论改革阿图瓦三级会议的必要性》(按当时的区划阿拉斯属于阿图瓦郡)，叙述中世纪以来当地三级会议历史，如果按由以前省级庄园成员选举模式再次被通过，新的三级代表并不能代表法兰西人民。他论述说明了这个议题，使他能有机会参与这个新选举程序，因而使改变君主制度的政策成为可能。随后，国王路易十六宣布各省新的三级代表选举，使得罗伯斯庇尔取得第三等级代表的职位。
路易斯-利奥波德·渥伊(英语：Louis-Léopold Boilly )，约在1791年所绘的罗伯斯庇尔画像,(里尔美术宫)
虽然自治体的领导成员选举产生了，他们的主要对手罗伯斯庇尔也成功当选。在管辖区(英语：Bailiwick)立法议会，竞争仍然是剧烈的，罗伯斯庇尔已经开始以“(阿拉斯，1789)乡村居民意见”(法语：Avis aux habitants de la campagne)做为他政治竞选标志。虽然只有三十岁，比较穷困，缺乏赞助，他获得管辖区选民的支持;而且，他获选为亚多亚第三等级的第五名代表。1789年5月离开阿拉斯。当罗伯斯庇尔到达凡尔赛宫，他是比较不为人熟知的，但他很快就成为1789年6月17日组成的国民议会代表，然后在1789年7月9日转化为制宪议会。虽然制宪议会本身担任制宪的任务，罗伯斯庇尔由省级律师和富人资产阶级的集合代表转变成为巴黎人民。在三级会议及制宪会议期间共发言276次，在代表中排第20位。他在制宪议会上经常发表演讲，表达很多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宪法条款的想法获得巨大成功。他在演讲中支持男性公民普选权、反对国王否决权、支持废除奴隶制和死刑，反对新闻审查。
他的提议很少被采纳，但迅速为他在全国赢得了极高声望，他最终被认定为仅次于热罗姆·佩蒂翁·德·维尔纳夫---成为最左翼小团体的领导者;奥诺雷·米拉波轻蔑地称他们为“三十岁的声音”。
雅各宾俱乐部
罗伯斯庇尔很快就参与宪法之友协会(法语：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最终被称为雅各宾俱乐部。最初只是由来自布列塔尼的代表组成。在大会搬到了巴黎后，俱乐部也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巴黎资产阶级领导者成为会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智能工匠和小店主都成为俱乐部的成员。这样的成员，使罗伯斯庇尔找到了一群意念相合能共鸣的听众。由于1789年，巴黎较富裕的资产阶级和右翼代表，雅各宾有影响力的老领导人物如安托万·巴纳夫、阿德里安·杜波尔尔(英语：Adrien Duport)、迪波尔和亚历山大-西奥多-维克多·拉默伯爵(英语：Alexandre-Théodore-Victor,comte de Lameth)发现他们的影响力逐步的减弱，因而离开俱乐部。当他们对革命的进展感到震惊，在1791年成立了斐扬俱乐部，由拉法耶特侯爵及米拉波伯爵领导，成为立场保守右派的君主立宪派。当时雅各宾俱乐部立场偏左，包括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朋友，逐步取代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导力量。
埃莱奥诺雷·低普勒(英语：Éléonore Duplay)自画的粉彩画像，收藏于卡纳瓦雷博物馆
1791年5月15日，罗伯斯庇尔提出并实施一个动议，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不得成为以后成立的国民立法议会代表。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和王室成员企图潜逃，随后在瓦雷内被逮捕，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宣布自己“既不是君主主义者，也不共和主义者”(法语"ni monarchiste ni républicain")。但是，这一立场很不寻常;因在这个时间点上几乎没有人公然承认拥护共和政体者。制宪会议决定宣布路易十六无罪后，他起初支持科德利埃俱乐部在练兵场举行抗议请愿，但随后说服雅各宾俱乐部撤回支持。7月17日的练兵场惨案后，以拉法耶特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雅各宾俱乐部彻底决裂，罗伯斯庇尔成为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1790年，他住在圣东日街(英语：rue de Saintonge)9号;在当时这是杜乐丽花园一个偏远地区。然而，1791年7月17日练兵场惨案之后，因为担心他的安全，为了更接近议会和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搬到居住在圣奥诺雷路一个家俱工，他的热情崇拜者，莫里斯·低普勒(英语：Maurice Duplay)的房子居住。罗伯斯庇尔，除了两个很短的期，一直住在这里直到他去世。事实上，根据他的医生约瑟夫·苏逼阿逼阿拉(英语：Joseph Souberbielle)，约阿希姆·威拉特(英语：Joachim Vilate )，革命法庭陪审员，和他房东的小女儿嫁给一般安全委员会的菲利普·弗朗索瓦·约瑟夫·乐巴斯(英语：Philippe-François-Joseph Le Bas)，都证实他和房东主人的长女埃莱奥诺雷·低普勒(英语： Éléonore Duplay )订婚。罗伯斯庇尔的妹妹称，莫里斯·低普勒的妻子希望把大女儿嫁给了他，但这个希望从来没有实现的机会。罗伯斯庇尔被处决后，埃莱奥诺雷·低普勒终身未嫁。
反对与奥地利开战
1791年9月3日，制宪会议通过宪法，30日会议解散。9月30日，制宪议会解散，巴黎人民企图提名两个廉洁的爱国者，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表扬他们坚持纯洁原则，简朴的生活方式及他们拒绝贿赂。
由于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原制宪会议成员不能参加新成立的国民立法议会选举。随着议会解散，他回到阿拉斯进行短暂访问，在那里他受到凯旋似的接待。在11月，他回到巴黎就任巴黎检察官的职务。
在此期间，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法国。罗伯斯庇尔返回巴黎后起先也拥护吉伦特派的好战立场，但随后改变了看法，从12月初起与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除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演讲外，他还创办了《宪法保卫者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驳斥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等人向欧洲输出革命的说法，指出外国民众不会热情地欢迎侵略者。
1792年2月，吉伦特派在国民立法议会领导人之一的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呼吁惩罚逃亡贵族，敦促法兰西应该对抗向奥地利宣战。国王和王后希望依靠外国势力恢复昔日的王权，也同样积极支持法国表现出强硬态度。让-保尔·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反对他的提议，因为他们担心黩武政治的影响，可能使政治局势反转有利于反对势力。罗伯斯庇尔尔还确信，国内的稳定更为重要;他的这个反对激怒吉伦特派原先被预期的盟友，对战争的态度成了派别之间最大的争论点。罗伯斯庇尔反驳，“革命战争，必须用作于从不公正的暴政解放国民和奴隶，不是为捍卫王朝和扩大边界的传统原因......”。罗伯斯庇尔的确认为，这样的战争可能只有利于反革命势力，因为这正是反对人民主权者所期望的。凯撒风险是明显的，在战时将军的权力以普通士兵牺牲的代价得到扩张，国王和朝廷权力扩张以国民立法议会为代价。这些危险不容忽视，他提醒他的听众，“......历史上在困扰时期，将领们往往成为他们国家命运的仲裁者。”
罗伯斯庇尔警告说，对抗由战争所产生的独裁威胁，表明在以下说法(1791)：
罗伯斯庇尔还认为，武力不是传播革命理想的有效或合适的方式(1792)：
1792年4月，罗伯斯庇尔辞去他正式取得的凡尔赛宫公诉人职务，但从来没有就任，因由2月起，开办了杂志，《宪法保卫者报》(法语："Le défenseur de la constitution")。该杂志担任多种用途：打击王室朝廷在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为吉伦特派领袖对罗伯斯庇尔的指责辩护，也为巴黎和超越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发声。
国民公会
当1792年4月20日立法议会对奥地利宣战，罗伯斯庇尔便致力于减少军官阶层、将军和国王的政治影响力。当主张普通士兵福利的同时，罗伯斯庇尔发起新的诉求，以缓和由贵族军官阶层对高等军事学院的把持;与其他雅各宾派一起，他还敦促创建民兵保卫法国。这些情绪反映了包括马赛俱乐部在内的更激进雅各宾派的观点，他们在1792年5月和6月写信给佩蒂翁和巴黎的人民，“在这里和土伦，我们讨论过组成10万人纵队的可能性，以扫除我们的敌人......巴黎可能有需要帮助。动员我们!”
在战争初期，由于法国军队遭受了惨败和一系列倒戈，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担心由拉法耶特侯爵领导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拉法叶在六月主张镇压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以严厉的措辞公开抨击他：“将军，当由你的阵营之中，你对我宣战，迄今你已经不需要我们国家的敌人了，当你军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用文字发表在你购买的期刊上指责我成为自由的敌人，我真还以为自己只是对将军的质疑......还不是对法兰西的独裁者，国家的裁决者。”在六月初罗伯斯庇尔尔提出结束君主制和以人民意志指挥国民议会。国王否决立法会努力征集民兵和抑制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后，流产的1792年6月20日示威游行未能推翻君主制，离网球厅宣誓事件恰巧整整三年。8月10日，未经国王批准进入巴黎的马赛民兵，叛乱的巴黎国民警卫队，民兵和无套裤汉领头成功突击攻入杜伊勒里宫，推翻了君主制，称之为八月十日事件。
8月16日，罗伯斯庇尔向立法议会提交公社的请愿书，要求建立一个革命法庭并通过普选的选择召开国民公会。 拉法耶特侯爵被解除法国北方军团的指挥权后，连同其他同伙军官逃离法国。
9月2日，凡尔登被包围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巴黎民众担心监狱中的保王党和拒绝宣誓的教士进行报复，闯入监狱私刑处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史称九月屠杀。罗伯斯庇尔似乎并未煽动或设法阻止屠杀，但在此期间，他曾指控布里索阴谋与王室勾结。布里索在丹东和佩蒂翁的保护下幸免于难。
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的审讯
9月21日，法兰西成立新的国民公会，9月22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罗伯斯庇尔作为巴黎代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进入国民公会，领导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和他的盟友拿着凳子坐在大厅的后面高处，因而被标签为山岳派;在他们下方的是吉伦特派的“马场”(法语：Manège)，然后是独立的“平原”。在国民公会的吉伦特派指责罗伯斯庇尔未能阻止九月屠杀。在9月26日，吉伦特派马克·大卫·阿尔巴·拉路撒(英语：Marc David Alba Lasource)指责罗伯斯庇尔试图建立一个独裁统治。谣言散播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东阴谋建立一个三头同盟。10月29日，让-巴蒂斯特·卢韦(英语：Jean-Baptiste Louvet de Couvrai)在一次讲话中，攻击罗伯斯庇尔，讲辞可能是罗兰夫人所写的。11月5日，罗伯斯庇尔他为自己、雅各宾俱乐部和在超越巴黎的支持者辩解：
回击了他的原告的指责，罗伯斯庇尔对制宪议会发表了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路线演说之一：
罗伯斯庇尔的讲话标志着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之间深刻的政治分歧，经由路易十六的下台，入侵法兰西和巴黎的九月大屠杀而日益扩大的革命形势及背景脉络情况下，增强了山岳派的实力。这也预示著无套裤汉在革命政治过程更多地参与和干预。
路易十六的处决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一致赞成法兰西共和国，留下命运未决的国王;当公会的立法委员会考虑未来审判的法律问题，因此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各种对他不利的证据。大多数山岳派倾向于审判及处决国王，而吉伦特派对于路易十六意见分歧，某些主张皇家的神圣不可侵犯，另一些赞成宽厚，还有的主张非生命刑的从轻处罚。 11月20日，发现了衣橱铁宝箱(英语：Armoire de fer)的726份包括个人通信的秘密文件，反对路易十六的意见转趋尖锐。
在十一月罗伯斯庇尔已经病倒，因而所能做的就他只是支持圣茹斯特在对国王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辩证;罗伯斯庇尔在他的《宪法保卫者报》(法语："Le défenseur de la constitution")写道:宪法是不可侵犯的，而路易十六亵渎了宪法，他就不能用“神圣不可侵犯性”为自己辩护。随着对国王审讯，国王的命运的争议成为公共议题，罗伯斯庇尔发言11次，12月3日他的雄辩术，强烈要求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将审判的方向确立的界线。这篇最著名演讲稿被成为：《路易必须死，因为共和国必须生》。
1793年1月15日路易十六被裁定阴谋罪和对公共安全的攻击，749名代表中691名代表同意，没有代表投票认可他的清白。四天后，387代表投票赞成死亡惩罚，334票投给拘留或有条件的死亡惩罚，28人弃权或缺席。两天后路易十六在革命广场被处决。
吉伦特派的解体
国王被处决后，罗伯斯庇尔、丹东和刚愎自用的政治人物的影响下更加以牺牲吉伦特派来达成他们的目的。吉伦特派拒绝丹东参与任何更多的事物，1793年4月起，国民公会开始压制巴黎公社，4月13日，吉伦特派以诽谤的罪名逮捕让-保尔·马拉。4月24日革命法庭如预期宣判马拉无罪。正因为如此，政府变得更加分裂。1793年5月，卡米尔·德穆兰，在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授意下，散发了他的布里索的历史(法语：L'Histoire des Brissotins )小册子，严厉抨击布里索和吉伦特派，是早前"移除雅克·皮埃尔·布里索面具"(法语："Jean Pierre Brissot démasqué")文章的摘要。
经济形势正在迅速恶化和巴黎民众变得焦躁不安。各选区的激进分子要求对基本食品“限定最高价格”。骚乱持续任命成立十二人委员会(英语：Commission of Twelve)，都来自吉伦特派。5月24日，逮捕煽动武装分子闹事的代理检察官雅克·勒内·埃贝尔。在5月25日，巴黎公社要求释放被逮捕的爱国者，而且选区撤除了国民公会22明显眼的吉伦特派代表。国民公会主席马克西曼·伊斯纳尔(英语：Maximin Isnard)强硬宣布，如果发生对抗省级代表的事故，巴黎将被摧毁。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以道德号召人民起来“暴动反抗腐败的国民公会代表”。雅各宾派宣布他们自己的叛乱立场。在5月29日代表33巴黎选区的代表组成叛乱委员会。
6月2日80,000名武装的无套裤汉包围了国民公会。代表们企图走出被武力阻挡，代表们听任摆布发表逮捕29名吉伦特派的领导者。在叛乱期间罗伯斯庇尔曾潦草记在他的备忘录写到：
6月4日，他当选为新国民公会的主席，主持通过新宪法，保障公民享有人身、信仰、出版、请愿、结社的自由，有受教育和受社会救济的权利，规定如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人民有权起义。
雅各宾专政
“懲罰人類的壓迫者是仁慈寬大;原諒他們是野蠻行徑。“-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94
罗伯斯庇尔画像
君主制垮台后，法国革命政府面临着包括严重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包括第一次反法同盟和国内的旺代战争。法国革命的政治家认为一个稳定的政府需要平息混乱。1793年3月11日，雅各宾派国民公会设立了一个革命法庭。4月6日马克西曼·伊斯纳尔(英语：Maximin Isnard)和乔治·丹东领头组建公共安全委员会九人委员，以取代较大的常规国防委员会。
7月13日，马拉被保王党暗杀，26日国民公会授权公安委员会逮捕可疑分子，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被选为委员会成员，虽然他没有要求这个位置。他改组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实行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惩罚罪犯和革命的叛徒。
一般安全委员会开始管理国内的治安。1793年9月5日，国民公会正式制定恐怖统治的法律政策，公告叙述，“这一次是所有头颅平等承担长柄大镰刀。这是一次要使所有的阴谋份子毛骨悚然。因此立法者，设立恐怖统治在日常的秩序上!让我们进行剧烈的变革，因为我们的敌人正在到处编组反对革命。该法律的刀片一定悬吊在所有的罪刑上。”公安委员会新组建革命军，一方面平定内乱，一方面击败外国干涉军，先后击退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和荷兰的联军。
在1793年冬季至1794年，大多数委员会的决定，阿贝尔派必须消灭，也就是由于他对巴黎公社的影响，他在委员会内部的反对将压倒其他派别。罗伯斯庇尔也有个人原因，他联合老贵族，不喜欢阿贝尔派的“无神论”和“嗜血无情”。
在1794年2月5日关于政治道德原则报告罗伯斯庇尔赞扬革命政府，并认为恐怖统治和美德是必要的：
1794年2月26日和3月3日，颁布“风月法令(英语： Ventôse Decrees)”，没收“人民公敌”的财产，分配给爱国者。公安委员会阿贝尔派主张激进政策、要求扩大恐怖统治，然而丹东派主张宽容、放松镇压，罗伯斯庇尔努力维持两者间的平衡。
1794年年初，他终于和乔治·丹东决裂，随后，他加入对阿贝尔派及乔治·丹东派的攻击。1794年2月13日至3月13日，罗伯斯庇尔因病未参加该委员会的业务活动。3月15日，他出现在国民公会。3月19日，埃贝尔和他的追随者十九人被逮捕，并在3月24日送上断头台。3月30日，乔治·丹东、卡米尔·德穆兰和他们的朋友被逮捕并在4月5日送上断头台。
这个举动激怒了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许多其他成员，乔治·丹东对恐怖统治持较为温和的观点，但罗伯斯庇尔在达成目标前，非常坚持防卫他的原则。 罗伯斯庇尔指控他的对手与外国列强同谋。罗伯斯庇尔在抨击天主教会的同时也反对非基督教化运动，怀疑无神论者的动机。1794年5月7日，他在国民公会提交《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草案》，体现了卢梭的影响。最高主宰日的庆典活动在6月8日举行，由画家大卫设计安排。当时担任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发表演讲，焚毁了象征无神论和虚无的偶像。
6月10日，乔治·库东和他在委员会的盟友，引进并通过了极端的牧月22日法令。根据这项法律，法庭无需证人就可以宣判。历史学家经常争论罗伯斯庇尔支持牧月22日法令背后的原因：有的认为这是他的一种尝试，试图延伸他的影响力成为一个独裁政权，而另一些人认为它是通过加快改革，推动“风月法令(英语：Ventôse Decrees)”的土地再分配。
即使名义上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罗伯斯庇尔以后将在热月政变期间被经历恐怖统治幸存的主角指控，尤其是恶名昭彰的文化流氓伯特兰·拜雅(英语：Bertrand Barère)，最为突出。他们可能夸大了罗伯斯庇尔尔的作用而淡化自己的该承担的责任，在他死后用他作为替罪羔羊。历史学家威廉·多伊尔(英语：William Doyle(historian))写道，“描述罗伯斯庇尔在恐怖统治期间的讲话这并不是不是极端的严厉谴责。这是揭露，揭开伪装的语言，揭示，发现，暴露内在的敌人，敌人隐藏在故作爱国姿态，猜疑的语言背后。”多伊尔认为，罗伯斯庇尔从来就不是，也不意味着要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自己的偏执，在阴谋和暗杀企图面前，驱使他与他的革命政治对手陷于致命的冲突。
罗伯斯庇尔认为他的恐怖统治没有怜悯的余地，指出“判断缓慢等于有罪不罚”和“处罚不确定性鼓励所有的罪行”。在他的关于政治道德原则报告，罗伯斯庇尔抨击任何拖延防御共和国的行动。该报告敦促不惜一切代价推动革命。在他的思想，他是否能够做更好，更快的在国内外，防御并打击敌人。对卢梭的理念坚信不疑，罗伯斯庇尔认为，推动革命向前，这是他作为公共服务人员责任，唯一理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在各条战线上捍卫它。该报告并不仅仅要求流血，而且详细阐述了许多1789年革命的最初的理想，如政治平等，选举权和废除特权。
废除奴隶制度
在整个革命期间，无论是在法国领土上或是法国属地，罗伯斯庇尔既有矛盾的感情但又毫无保留的反对奴隶制度，最终在导致废除这个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1791年5月，罗伯斯庇尔在国民议会热烈争论对抗加勒比地区占主导地位奴隶主主导的殖民委员会。殖民的游说团体宣称，黑人的政治权利会导致法国失去她的殖民地。罗伯斯庇尔回答说：“我们不应该妥协危及人类的利益，也是我们最亲爱的广大同胞们所拥有神圣权利，”随后高喊，“殖民地末日已到!(英语："Death to the colonies!")”罗伯斯庇尔异常愤怒，因为大会制订的“宪法承认殖民地的奴隶制“，却又主张无论肤色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罗伯斯庇尔未有争取立即取消奴隶制，尽管如此，法兰西奴隶制拥护者认为罗伯斯庇尔为“嗜血的改革者”，是一个密谋将法兰西殖民地送给英格兰的叛徒。
1793年4月，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表讲话谴责奴隶贸易。罗伯斯庇尔和山岳党人支持通过的1793年激进宪法，授予法兰西男子普遍公民举选投票权，并明确谴责奴隶制。但这部宪法从未付诸实施。仅几个月后，成千上万的圣多明各奴隶被操纵成为一场海地革命反对奴役制度和殖民统治。随后的几年，圣多明各殖民地的奴隶有效的自我解放并组成了一支军队反对奴役制度的再实施。
1793年10月31日，处决了吉伦特派的22位领导人物，罗伯斯庇尔夺得国民公会的主导权，支持调查殖民地吉伦特派的将军，曾在殖民地让奴隶获得自由的莱杰·费利奇特·辛托恩纳斯(英语：Léger-Félicité Sonthonax)。与此同时罗伯斯庇尔谴责派驻新成立美国的吉伦特派法国公使，爱德蒙·查尔斯·热内(英语：Edmond-Charles Genêt)支持辛托恩纳斯。1794年法兰西国内政争及奴隶制争论达到最高点。一月下旬，国民公会发出逮捕令并招唤热内回国，热内寻求并得到美国的政治庇护免于送上断头台;陷于分裂圣多明各殖民地，代表前奴隶主和前奴隶的代表团抵达法国法兰西，请愿保持以及废除奴隶制度。反对奴隶制代表团被简短囚禁后，得到来自罗伯斯庇尔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命令被释放了。2月4日，获知代表团被释放的讯息，国民公会通过并发布了禁止奴隶制的法令。在同一时间，罗伯斯庇尔和公共安全委员会，听到奴隶主的请愿，他们并没有采取行动。在解放法令后的第二天，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发表讲话，他赞扬了法兰西作为第一个“号召全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以及他们充分的公民权利”，两次用奴役制度这个词，但没特别提及法兰西殖民地。尽管有蓄奴代表团的请愿，罗伯斯庇尔尔和委员会还是决定支持全面的法令。
几个星期后，在公共安全委员会面前发表讲话，罗伯斯庇尔将奴隶制度和农奴制的残酷性链接再一起：
六月罗伯斯庇尔出席有色人种协会的会议，通过了反对奴隶制度的提案。那个月，他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上，支持结束奴隶制度的法令，后来又签署批准了法令。这个法令导致黑人寻求建立圣多明各共和国的浪潮，他们大多数的人已经自我释放了，更进一步寻求军事联盟，以保证他们的自由。
至上崇拜
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变革的愿望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他反对天主教会和教皇的权力，特别是反对其独身的政策。去除基督教主张(英语：dechristianization of France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已经被谴责为过分行动，他试图以自然神论的信念为基础，慢慢灌输让法兰西民族精神复兴。 因此，在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支持的主导的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建立官方宗教，历史上被称为至上崇拜。自然神论的概念是基于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勾勒的概述了思想。全国性的“至上存在”节日在6月8日举行(这也是基督教节日的五旬节)。巴黎的庆祝活动是在战神广场举行，在那时改名“聚会广场”(法语："Champ de la Réunion")。这是对练兵场惨案表达最高的敬意，这是共和派第一次结盟对抗皇家权力。罗伯斯庇尔，正好在那个星期成为国民公会的主席，首次出现在节日游行并在发表的讲话中，他说明“至上存在”的概念：
难道不是他不朽的手，在人类的心灵刻画出公义和平等的源代码，并写下专制君主的死亡宣判吗?由时间起始，为所有年龄和所有人类颁布自由，诚信和公义，这不是他是谁?他没有创造国王吞食人类。他没有创造教士驾驭我们，像对待附加在国王四轮轻便马车的动物，并给予这世界卑鄙，骄傲，背信弃义，贪婪，放荡和虚伪的例子。他创造了宇宙宣告他的权力。他创造的人类相互帮助，彼此相爱，并凭借的美德方式获得快乐的源泉。
整个至上崇拜的节日，罗伯斯庇尔喜洋洋;他的同事们消极情绪并没有破坏他所喜悦。他能讲的关于他是真正的激情，包括东西”美德”和”自然"，典型的自然神论的信仰者，当然，他不认同无神论。仪式的一切都按照画家大卫预先设置的确切规格安排;断头台不祥的象征已经被转移到巴士底狱，原来所在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被安置在指定给他们适当的区域，并且每个人都进行了相应的打扮。不仅是一切都很顺利，而且罗伯斯庇尔也是第一次以人民的实际领导者亮相，同时也作为国民公会主席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四天前刚当选。
虽然对一些人来说看到他优雅参与节庆是一种兴奋，其他许多参与至上崇拜的节日领导人一致认为罗伯斯庇尔在这仪式举动有点过头。多个消息来源称，罗伯斯庇尔由仪式山下来的方式，类似于人民领袖的摩西，然而他的同事们之一的，雅克-亚历克西斯·梯里喔(英语:Jacques-Alexis Thuriot de la Rosière)，听到后说，“看看这家伙，对他，成为领导人是不够的，他是上帝。”
马克·纪尧姆·亚历克西斯·瓦迪(英语：Marc-Guillaume Alexis Vadier)利用国民公会对当时七十八岁的凯瑟琳·俟欧德(英语：Catherine Théot)，自认为“转世圣母弥赛亚”被关在巴士底狱的报告，攻击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信仰。因为他的“至上崇拜的节日”正是传统上揭示“神显”的五旬节，凯瑟琳·俟欧德(英语：Catherine Théot)相信罗伯斯庇尔是“末日使者，新曙光的先知”。她的许多追随者也成为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或朋友，这使得“至上崇拜的节日”看起来好像他试图创建一个新的宗教，自任其神。虽然罗伯斯庇尔和凯瑟琳·俟欧德或她的追随者全然无关，很多人猜测他正走上独裁的道路，这引发长久弥漫在国民公会的恐惧，最终导致他七月的倒台。
垮台
1794年5月23日，企图暗杀让-玛丽·科洛·德布瓦(英语：Jean-Marie Collot d'Herbois)后仅一天，罗伯斯庇尔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一个年轻女子塞西尔·雷诺(英语：Cécile Renault)走近他居住地方被捕，搜出有两把小刀，一个月后处决。在这个时间点上，牧月22日法令未经一般安全委员会的协商，就向公众发布，这样经过公共安全委员会允许处决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该法律允许，只要简单的怀疑和不周详的审讯，就可处决被认为是反对革命的公民。当公共安全委员会允许该法案通过，国民公会特定的委员，甚至委员会本身由于执行任务有过度作为的代表们，如约瑟夫·富歇，让-巴蒂斯特·嵪以(英语：Jean-Baptiste Carrier)，让-兰伯特·单临安(英语：Jean-Lambert Tallien)及其他的成员开始质疑他们，担心罗伯斯庇尔和他的盟友可能借此迫害他们。这是罗伯斯庇尔尔倒台开始的一部分。派往各省执行任务代表的胡作非为报告正陆续的发送到巴黎，特别是让-兰伯特·单临安(英语：Jean-Lambert Tallien)在波尔多和约瑟夫·富歇在里昂。罗伯斯庇尔几乎是独自不眠不休的工作--由于他相对温和，其他主要政治人物已经反对和指责他的反革命--遏制他们的过激行为，招唤他们回到巴黎来解释他们自己的行为，然后从雅各宾俱乐部驱逐他们。然而，他们回避逮捕。富歇整晚不断的变换住所，警告国民公会的成员，罗伯斯庇尔正在追捕他们，因而组织一场政变。1794年7月初，他开始停止参与公安委员会的工作。7月26日(法国共和历第二年，热月8日)，他去国民公会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讲，他为自己辩护反对独裁和暴政的罪名，然后进行警告一个的阴谋反对共和国。具体来说，他抨击他的恐怖统治期间观察到的血腥暴行。虽然他还暗示，公会成员是这场阴谋的一部分，当被追问他拒绝提供任何名称。然而，这演说，惊动了特别是先前得到富歇警告的成员。觉得被罗伯斯庇尔暗指这些成员试图阻止讲说被印发出去，激烈的辩论接踵而至，直到臭名昭著的文化流氓伯特兰·拜雅(英语：Bertrand Barère)发言后才被迫结束。那天晚上，在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再次发表同样的言论，在那里很受欢迎。
第二天，圣茹斯特开始发表演讲，支持罗伯斯庇尔。然而，那些人(阴谋者)见他整晚上在准备他的讲演，预期指控会由讲演中产生。圣茹斯特才开始演讲，就被让-兰伯特·单临安(英语： Jean-Lambert Tallien)插话打断。然而当众人开始交相指责时，圣茹斯特只是一反常态保持沉默。然后，罗伯斯庇尔试图以确保论坛发言秩序，但他的声音被反对派的声音压了下去。当一个代表要求逮捕他时，罗伯斯庇尔一时间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另一代表，马克·纪尧姆·亚历克西斯·瓦迪(英语：Marc-Guillaume Alexis Vadier)，给了他一个虚假的表象。当意识到罗伯斯庇尔无力回应，由另一个代表雅克·尼古拉斯·比约·瓦伦(英语：Jacques Nicolas Billaud-Varenne)接手，喊道：“丹东丹东的血呛死他!”随后罗伯斯庇尔终于获得发言回答的机会，一个当天早上发言的纪录，他要求知道为什么，当时他是唯一留下保护丹东到最后的人，他现在正被指责为其他人的死亡负责:”难道你为丹东后悔......懦夫们!你们为什么不防卫?”
逮捕
国民公会下令逮捕罗伯斯庇尔，他的弟弟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英语：Augustin Robespierre)，乔治·库东，安东万·路易·德·圣茹斯特，弗朗索瓦•昂里奥(英语：François Hanriot)，和菲利普·弗朗索瓦·约瑟夫·乐巴斯 (英语：Philippe-François-Joseph Le Bas)。在让-巴蒂斯特·葛非拿嘞(法语：Jean-Baptiste Coffinhal) 将军率领的巴黎公社的部队，赶到，释放囚犯，然后行进对抗自己国民公会本身。国民公会回击命令保罗·巴拉斯率领的自己部队出来。当公社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后，军队开始瓦解，弗朗索瓦•昂里奥(英语：François Hanriot)命令他的其余部队撤回到巴黎市政厅，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支持者也聚集在那里。国民公会宣布他们是逃犯，这意味着经核实的逃犯在24小时内可不经审判处决。深夜的到来，公社的部队离开了巴黎市政厅，大约凌晨两点，保罗·巴拉斯指挥的国民公会部队到达。为逃避逮捕，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英语：Augustin Robespierre)跳窗逃跑摔断双腿;乔治·库东被发现腰部以下瘫痪的倒卧在楼梯的底部;乐巴斯自杀;而另一名成员则射穿了自己头部。
罗伯斯庇尔尔试图用手枪自杀，但只击中他的下颚，然而一些目击者声称，罗伯斯庇尔是被查尔斯-安德烈·梅达 (英语：Charles-André Merda)枪伤的。
处决
当晚，罗伯斯庇尔被转移到公共安全委员会房间的一张桌上，在那里等待处决。他趴在桌子上，血流如注，直到被带到的医生试图为他止血。罗伯斯庇尔的最后被记录的留言是“谢谢你，先生”(法语："Merci, monsieur")，感谢给他手帕擦拭脸上和衣服血迹的人。后来，罗伯斯庇尔被安置在与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相同拘禁室。
同日，1794年7月28日下午，在革命广场没有审判，罗伯斯庇尔等人直接被送上断头台。他和他的弟弟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英语：Augustin Robespierre)，乔治·库东，安东万·路易·德·圣茹斯特，弗朗索瓦•昂里奥( 英语：François Hanriot)，和其他十二个追随者，他们之中包括的皮鞋匠安托万·西蒙(英语：Antoine Simon)，路易十七的狱卒，一同被处决。当刽子手撕下包扎罗伯斯庇尔下巴的绷带，以露出他的脖子，造成他痛苦的喊叫直到头颅落地。连同他一起处决的，都被安葬在在一个新整建的耶齁给公墓(英语：Errancis Cemetery)(1794年3月-1797年4月)在1844年到1859年之间(可能在1848年)，所有这些埋在那里的遗体被转移到了巴黎地下墓穴。
死亡之谜
1794年7月27日，巴黎的天气炎热得令人窒息。正午过后，国民公会的会场里，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筹划着掀起新一轮的风暴。一年前，他和他的激进派战友们彻底摧毁了温和的吉伦特派并将他们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几个月前，与他同一条战壕但渐行渐远的战友丹东、埃贝尔也被他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庇尔一心要把祖国打造成一个纯洁无暇的乌托邦，狂热的使命感使他容忍不了任何与现实的妥协、任何道德上的污点。任何人，只要是阻碍了他的崇高目标，除了死亡没有其它选择--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进步无需顾忌什么牺牲和代价，罗伯斯庇尔坚信这一点。断头台上的4千多颗头颅还远远不够，今天，他将再一次纯洁自己的队伍，把一批败类从国民公会中清洗出去。
罗伯斯庇尔忠实的同志圣鞠斯特要求发言。如果是往常，整个议会都会在沉默中颤抖，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牺牲者是不是自己，但今天却不一样。对死亡的恐惧超过了极限，反而变成抵死一博的勇气，议员们大声吼叫，会场一片混乱，圣鞠斯特根本无法说话。罗伯斯庇尔站起身想控制住形势，但声音完全被压住，一瞬间，这个口若悬河的独裁领袖脸色苍白，喉咙哽住说不出话来，一个议员冲着他大吼：“暴君，是丹东的鲜血噎住了你的喉咙!”
终于，一个人们等待了很久的声音响起：“我要求起诉罗伯斯庇尔!”会场顿时一片寂静，几乎可以听到沉重的呼吸声，议员们似乎被自己的勇气惊呆了，但他们很快明白已没有退路，随之而起的是同一个声音：“逮捕!逮捕!”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一党的动议立即通过，宪兵把被起诉的雅各宾领袖们带出会场。离开会场时，罗伯斯庇尔只说了一句话：“这帮恶棍得手了，共和国完了。”
并非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国民公会抛弃了罗伯斯庇尔，但掌握市政大权的巴黎市自治会仍然忠于他，并立即鸣响警钟，召集起市民义勇军准备与国民公会对抗。就实力而言，巴黎市可动员的兵力远远超过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等人先是被押送到市内各处监狱，但没有一处监狱打算收留这些犯人，毕竟，谁也不知道他们明天是不是重新回到台上。负责押送的宪兵们不知所措，加上拥护雅各宾派的群众的鼓动，最后干脆把犯人们送到了市政厅，而正是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市民义勇军们枪炮俱全整装待发，正等着罗伯斯庇尔来发号施令。
罗伯斯庇尔有整整三个小时来拯救自己的生命，拯救自己的乌托邦，但他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是不是应该用超出法律之上的暴力手段，来对抗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罗伯斯庇尔无论如何下不了这个决心，对于他来说，这等于用自己的手摧毁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理念和信仰。在周围同志的竭力劝说下，罗伯斯庇尔一度改变了主意，接过呼吁人民起义的文件准备签名。但是，写下了自己姓名开头的三个字母“Rob”之后，罗伯斯庇尔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扔下了笔。人们催促他写下去，他环视了众人一眼，反问道：“以谁的名义?”
罗伯斯庇尔的命运就这样由他自己决定了。这时，国民公会罢黜雅各宾一党的公告已经传到市政厅广场，加上市政厅内迟迟没有命令传达下来，市民义勇军们开始动摇。渐渐有人离开了队伍，先是一个两个，再是一群两群……。当国民公会派遣的宪兵队到达市政厅时，广场上已经空空荡荡。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宪兵们便冲进了雅各宾领袖们聚集的房间。随后是一场大混乱，绝望之中有人开枪自杀，也有人跳窗摔断了腿骨。罗伯斯庇尔的下颚被手枪击碎，昏死过去，众人将他抬到一张大桌上放平，草草地包扎好伤口。过了一阵，罗伯斯庇尔清醒过来，挣扎着爬下桌子，坐到椅子上，弯下腰想把袜子重新穿好。看他摇摇欲倒的样子，身边的宪兵扶了一把，他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谢谢，先生(Monsieur)--Monsieur这个温文儒雅的称谓，早已被国民公会视作旧时代的残余而宣布禁用，提案人正是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并非陷入昏乱状态说漏了嘴，他非常的清醒，借着这个字眼表达出大势已去的无奈和自嘲：他所竭力缔造的乌托邦大厦已经轰然崩塌，他所否定的一切即将复活。
天亮之后，罗伯斯庇尔等一干人犯被移送到门房监狱。罗伯斯庇尔的单人牢房，就在7个月前被他送上断头台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的牢房隔壁，他所得到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安托瓦奈特：已经无法说话的他不断打手势希望得到纸和笔，但没有人理睬，不要说为自己辩护，他甚至丧失了留下一份遗嘱的权利。审判在匆忙中开始，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审判，法官不过是花了三十分钟来宣判22个被告的死刑，执行就在当天。
5点过后，运送死刑囚的马车离开门房监狱，缓缓驶向革命广场。犯人的大部分都已经在昨夜的冲突中受伤，即使这样，他们仍然被绑在囚车的栏杆上，被迫直立着示众，押送囚车的士兵时不时用剑背支起犯人的下颚：“看，这个就是圣鞠斯特!那个就是罗伯斯庇尔!……”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死刑囚，受到过如此残忍和粗暴的侮辱。群众的咒骂声如潮水一般，特别是那些恐怖政治受害者的家属。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不顾被碾死的危险，死死抓住囚车栏杆不肯松手，声嘶力竭地叫喊：“进地狱吧，你们这群恶棍!记住，在地狱里你们也别想摆脱所有不幸的母亲和妻子们的诅咒!”
囚车经过圣托莱诺大街罗伯斯庇尔家门口时，故意停留了片刻。门窗紧闭，罗伯斯庇尔的房东迪普莱一家--他们都是罗伯斯庇尔热烈的崇拜者--不是逃亡便是被捕，只有一群无赖汉在门前又唱又跳。罗伯斯庇尔闭上了眼睛，不知他是否想起走上刑场的丹东经过这里时所说的那句话：“下一个就是你!”当天晚上，暴民冲进监狱，强迫狱卒打开牢门，活生生把迪普莱太太吊死在窗帘杆上。
在一个多小时的行进中，罗伯斯庇尔始终保持着一如往常的威严和冷峻，对咒骂和嘲笑充耳不闻，目光凝视远方。用来包扎下颚的白色绷带浸透了一层又一层鲜血，已经完全发黑，当他走上断头台俯身在刀刃之下，为了满足人们对复仇的渴望，充满恶意的刽子手狠狠撕下绷带，剧痛和愤怒击溃了这个意志坚强如钢铁的男人，他歇斯底里地咆哮，像一头绝望的野兽。
刀刃落下，欢呼声持续了整整15分钟!一切都结束了，或者说，一切又重新开始：从大革命恐怖政治的血污中摇摇晃晃站立起来的法兰西，在不远的将来，将一脚踏进“500万人的坟墓”(历史学家米什莱语)——拿破仑战争。
评价影响
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他的手稿和笔记未能全部保存下来，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对他的评估也往往反映出评论者本人的意识形态。有些人认为他过于理想主义或思想僵硬，缺乏实际行动能力，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够抓住适当时机采取行动。批评者称他自我中心、疑心过重、不通人情，支持者则称赞他廉洁正直、目光敏锐，以国家和革命为重。一些人批评他见风使舵，不断改变立场，但也有人认为他坚持的原则和目标始终未变，只根据形势选择达到目标的不同手段。一般认为他在热月期间表现失常，引起国民公会恐慌，造成自己的失败。一些人猜测他当时对革命丧失信心，因此采取自毁行为，也有人批评他愚蠢无能，自作自受。罗伯斯庇尔在恐怖统治时期扮演的角色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批评者认为他是恐怖统治的理论家，极端残忍，双手沾满鲜血，应为恐怖时期大量无辜者遇害负责。部分支持者指出富歇和俾约-瓦伦等人杀人如麻，远远超过罗伯斯庇尔，认为他在公安委员会实际起到了节制激进派的作用。包括拿破仑在内的一些同时代人认为他在热月期间本打算节制恐怖，惩罚滥杀无辜的富歇等人，才导致后者与右派联合，但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一些支持者认为法国当时内忧外患，实施恐怖专政不可避免，但批评者则认为恐怖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得不偿失。 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和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19世纪很多欧洲革命家都对他怀有敬意。一些批评者则认为雅各宾专政是从法西斯等独裁专制政权的前身。罗伯斯庇尔与法西斯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尚无定论，但鉴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便为罗伯斯庇尔立碑，布尔什维克领袖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创造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至今尚未消除，对罗伯斯庇尔做出客观评价仍然遥遥无期。
传说和记忆
“廉洁”之名直到最后一刻还是正确的，没有遗留债务。1796年年初，他的财产在巴黎皇家宫殿被拍卖出售，卖得38,601里弗尔----约相当于100英镑。
直到今日，罗伯斯庇尔仍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有争议的人物。除了在蒙特勒伊(巴黎郊区)一个罗伯斯庇尔地铁站的和几个街道约二十个镇以他的名字命名外，在法兰西没有他的纪念馆或纪念碑。他使自己成为美德和绝对信仰的化身，他在最激进和血腥的时期——雅各宾共和国——领导了革命。他在恐怖统治时期的目标是使用断头台创造他所谓的'美德的共和国(英语：republic of virtue)'，在这里恐怖和美德，他的原则，将被安置在一起。他认为，“恐怖无非是快速的，严厉的和坚定的公义;这样它就是美德的化身，它本身是缺少原则，也不是民主的一般原则的结果，应用到”祖国”最迫切的需求“。
恐怖统治是这样的工具完成了他对民主总体目标。历史学家露丝·斯科尔(英语：Ruth Scurr)写道，作为罗伯斯庇尔对法兰西的愿景，他要的”民主有利于人民内心本质的善良和纯洁;在民主里贫乏是廉洁可敬的，无害的权力，弱势群体免于压迫的安全;一个崇尚自然的民主，不自然，它确实是，残忍和恶心，但大自然，消除有害的东西，崇高，而且，最重要的，善良。“
在史学方面，他有几个捍卫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尔伯特·苏不依儿(英语：Ruth Scurr)审视过公共安全委员会为了革命国家防卫的需要和感到遗憾必须消灭埃贝尔派及其他激情氓流(英语：enragés)，所采取的绝大部分措施。
他是一个资产阶级：阿尔伯特·苏不依儿(英语：Albert Soboul)，根据”米其林·伊谢”的观点，认为，他和圣茹斯特只是“太专心一意的要击溃资产阶级的利益，以至于他们全力支持无套裤汉，但过于注意无套裤汉的需求而不能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的阿尔伯特·苏不依儿认为，罗伯斯庇尔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对他想要达成的任务是致命的。
乔纳森·以色列(英语：Jonathan Israel)则尖锐的批评罗伯斯庇尔推翻了重要的启蒙运动真正价值。他认为，“罗伯斯庇尔主导下的雅各宾派意识形态和文化是一种成见性的卢梭道德清教主义而陷溺于独裁主义，反智主义，和仇外心理，它否定自由表达，基本人权和民主”。
罗伯斯庇尔的题材持续的吸引传记学家。在英国最近著名的著作包括科林·海顿和威廉·道尔的《罗伯斯庇尔》(1999年)、约翰·哈德曼的《罗伯斯庇尔》(1999年)、露丝·斯科尔(英语：Ruth Scurr)的《致命的纯洁：罗伯斯庇尔和法国大革命》(Fatal Purity: Robespier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奥托·J·史考特的《罗伯斯庇尔：美德的声音》(2011年)(Robespierre: The Voice of Virtue)以及最近的《罗伯斯庇尔：一个革命的人生》(Robespierre:A Revolutionary Life，彼得·麦克菲，2012)。
苏联的十月革命和红色恐怖，使罗伯斯庇尔找到了充足的赞誉，以至于为他建立了两座雕像的建设---例如一个在圣彼得堡，而另一个是1918年的水泥罗伯斯庇尔纪念碑(英语：Robespierre Monument)，揭幕后三天就碎了，以后没有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