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发生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
公元前221年，秦国灭亡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公元前213年，秦统一第八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在一次朝廷会议上 提出恢愎周朝的封建制：“没有辅弼，发生变乱时谁来救朝廷呢?”秦丞相李斯反对，他以为时代变化，制度应该随之变化，不应该以古非今。李斯建议：“史书只保留秦国史书，其他国家的史书都焚毁;《诗经》、《书经》及诸子百家之书只有博士官可以保留，民间的都限期交出烧毁;医药、卜筮、农业之书民间可以保留;想学法律的人以官吏为师。”秦始皇下旨同意。此一事件，史称“ 焚书 ”。
隋代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赤眉入关、三是董卓迁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萧绎焚书。今日某些研究者宣称，焚书对于中国图书的破坏仅仅是第一步，当时只是限制民间藏书，官方书仍然保存完好，真正造成彻底破坏的是项羽入关中之后，火烧咸阳城，大火三月不止，国家图书馆原本仅存的孤本遂全部毁。但是汉朝无人指责项羽“焚书”，尽管他是汉高祖刘邦的敌人。
坑儒
在焚书开始之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两名为始皇炼制长生不老之药的术士炼药未果，据说后来更散布许多对始皇不利、甚至毁谤的言论，始皇大怒、下令逮捕严办。涉案者在审理时则向外指控毁谤始皇言论的来源，前后指控出四百余人;始皇在盛怒中下令，将涉案者四百余名在咸阳坑杀。有部分学者依《儒林列传》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认为遭坑杀者的确不是儒生、而是当时涉案的术士。有评论认为当时之术士与儒生相等，也有指当代儒生多兼任术士的说法。
始皇下令坑杀涉案术士，有因言获罪的阴影，恐招致天下儒生反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扶苏向始皇进谏“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闻谏大怒，后将扶苏贬至北方上郡(蒙恬驻军所在)担任监军。
秦始皇
起因
是秦朝建立专制主义政治体系的需要。
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批评时政。只是对于坑儒，史学家们仍有争论。一般来说有几种看法：(1)第一是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这纯属后人的杜撰。持这一观点的是民国时期兴起的“疑古派”，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物，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疑古派”观点的不成立;(2)第二是的确坑了一些人，不过那只是些方士，或称术士。秦始皇焚《诗》、《书》，医、卜之类的文籍，不在焚烧之列。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从未提起过“坑儒”二字。且司马迁与汉武帝年龄相仿，按最迟计算(汉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司马迁距离焚书坑儒发生的时间，最远不过120多年。120年的时间跨度，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2012年到1896年(清光绪年间)的跨度。司马迁从十多岁起，就开始遍游中国，二十三岁的时候，其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就已经接任其父的职务，担任汉太史令了。如果从司马迁20岁开始算起(-147年)，距离焚书坑儒(-212年)的时间跨度，不过65年而已。即相当于2011年往前推65年(相当于中华民国时期的1946年)。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以司马迁的学识和所处高层的地位，焚书坑儒这样大的事件，不可能不清楚。
在关于郡县制的辩论中，丞相李斯斥责儒者依古制实行分封制的主张不合时宜。
过程
秦始皇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统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官吏，请求秦始皇将诸子分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认为这样有利于巩固秦的统治。但廷尉李斯则坚持反对态度。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立封国 ，就是树敌兵。于是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
事隔八年之后，到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秦始皇于咸阳宫举行的宫廷大宴上，又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争论。焚书之举正是由此引发的。在宴会上，仆射周青臣，面腴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针对周青臣的腴词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他说：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辅枝。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听后不动声色，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明确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观点。他反驳说：三代之争，何可法也。儒生不师今而学古， 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统一可能遭到破坏。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
(1)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四年;
(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3)有愿习法令者， 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在宴会散后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
不到30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权力和享受到荣华富贵之后，十分怕死。在统一中国之后，他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药。方士侯生、卢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或者所献之药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侯生、卢生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 ，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断，贪于权势 等等。秦始皇听后，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乱黔首 的罪名，下令进行追查，并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即是所谓的“坑儒”事件。
焚书事件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于社会逐渐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面对纷乱的社会状况，希望通过思索和钻研前人治世理念寻找到一条可以使社会安定，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的救世之路。于是产生了诸多的学派学说，并撰写出无数著作，史称诸子百家。隋朝的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周师入郢。而刘大魁作《焚书辨》，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一句，宣称书是项羽焚烧的。但是汉朝无人就此指责项羽“焚书”，尽管他是刘邦的敌人。
坑儒事件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
影响
开启了封建时期“愚民统治”“学院争吵”的先河。秦朝不仅“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无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今文经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很不重视儒学。至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儒家思想言论这个禁区开始松动。从这时起，到文帝时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这样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今文经”，释文谓之传。
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学博士，由今文经学家充任，以备顾问。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亦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在太学教授弟子。从此，今文经学得到广泛的传播。今文经来自老儒的记忆，因每个老儒的记忆有出入，解说有差异，于是出现了一经有几家说法的情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些学术流派。宣帝时，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为十四博士。
古文经是用秦统一以前的篆书抄写的经典。秦在焚书时，人们将这样的经典和其它一些古书埋藏起来。西汉前期，由于拆除老房，相继发现了一些古书。武帝时，下令献书。成帝时，设官负责收集古书，并着手进行整理。西汉末年，刘歆在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经文与今文经互异，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如《礼》多三十九篇，《书》多十六篇。《毛诗》和《左氏春秋》等则为今文经所不载。这些新发现的经典就叫做“古文 经”。刘歆对于古文经很赞赏，建议在太学立学官，但却遭到今文经学博士们的激烈反对。刘歆批评这些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可是由于执政大臣也反对，刘歆的建议未被采纳。
平帝时，王莽专权，为了利用古文经进行“改制”，就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四个博士。东汉初，又被取消。古文经虽不得立学官，但在民间却广为流传。古文经中固然有些内容是经过两汉学者窜改或增加者;但总的说来，古文经学家是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义，不作任意发挥。于是形成了系统的训诂方法。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郑玄兼通今文经。郑玄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群经，得到经今、古文两派的赞许，号称“郑学”。至此，基本上结束了经今、古文斗争。贾逵的学生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学派根据隶书经典，穿凿附会，曲解经文，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收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收古文(战国文字)、籀文(zhòu宙，西周、春秋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三个为重文;每个字标明字形，注出音读，推究字义，全书分为五百四十部，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多字，简明扼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辑完善、内容丰富的字典。
评价
前汉时人评价
在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中只提到：“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其中并没有提到坑儒。
最早提到坑儒的，是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内一篇假冒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西汉鲁国曲阜人)所作的《序》，“焚书坑儒”最早出现在其中：“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而这篇序被怀疑是来自魏晋时期一位叫郑冲的儒生。
后汉时人评价
东汉哲学家王充：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圣人之全经犹存。
宋朝时人评价
南宋兴化军莆田人、人称夹漈先生的郑樵(1104年-1162年)评价称：秦时未尝废儒学，秦时未尝不用儒学与经学。“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不过坑一时议论不合者，非实儒也”，“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所谓诗书之焚，乃学者自焚也，非秦皇之过也。(《秦不绝儒学论》)
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婺源人朱熹：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明代时人评价
浙江嘉兴人朱彝尊：秦本坑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
清代时人评价
安徽省桐城县人刘大櫆：“六经之亡非秦亡之也，汉亡之也。”。“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焚书辩》)
近代史学家评价
康有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自两生外，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皆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然则以坑儒为绝儒术者，亦妄言也。 汉制“郡国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犹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职之藏书，学者可诣吏而受业，《诗》《书》之事，尊而方长，然则谓“秦焚《诗》《书》，六艺遂缺”，非妄言而何?然而二千年之学者遂为所惑，虽魁儒辈出，无一人细心读书，祛其伪妄者，岂不异哉!
鲁迅：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章太炎：秦焚《诗》、《书》、百家语在人间者，独博士如故，将私其方术于已，以愚黔首。故叔孙通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而陈胜之起，诸生三十余人得引《公羊》“人臣无将”以对。(郑樵、马端临说，实本《论衡》。《论衡·正说篇》曰：“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近人多从其说。)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见《论衡·书解篇》)孟子徒党虽尽，其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余以为工程师地法令者，自《秦纪》、《史篇》(秦八体有大篆，不焚《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窃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然而文学辩慧单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着令，弗能夺也。后李斯者，汉初挟书之令未多，然娄敬以戍卒晚路，上谒高帝，亦引《大誓》为征。汉之法令弗能绝也。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由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数公者，诚不以抵禁幸脱云。
现代作家评价
柏杨《中国人史纲》：赢政大帝虽然焚毁儒书，目的只在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对儒家学者，仍继续保留他们的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研究。
白寿彝《中国通史》：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
何兹全：秦始皇焚书，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它所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代表进步的人对代表反动的人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