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就是主张重视农业、以农为本，而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因此出现士农工商的阶级排序。农业所以，其实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虽然古代没有资本论，但是其实道理大家早就明白了。
因此从法家的始祖李悝著法经6篇，经汉武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
李悝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李悝在魏国治国有两项重农的措施：第一项便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设法增加农业产量。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李悝主张播种时要多种经营，有的作物受灾害，其他作物还可以收获;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锄几次;收获时要像防备盗寇那样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损失;
第二项是，创“平籴”法。平籴"采取的办法是把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饥、中饥、大饥7种;计算出7种年景下，一户耕田百亩的个体农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种年景下向每户农民收购粮食的数量，而后在大饥、中饥、小饥年景时把这些粮食平价粜出。这样便收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成效。李悝由于把以上两项政策“行之魏国”所以魏国“国以富强”。
李悝不仅重农，而且还是轻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在李悝看来，农业几乎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说：“农伤则国贫”。接着他又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会使民人饥寒，国家贫困。所以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插秧所以，李悝是重农、轻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说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
到了汉文帝时虽然曾经公开表示农业才是国家的根本，但这其实只是一种观念，国家并没有打压商业的发展。相反，当时的政府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对商业活动很宽容，一些重要的资源都向商人开放，于是迅速冒出一批大商人。直到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打击大商人。他出台了这么几个政策，首先是“盐铁官营”，就是由国家把盐和铁这两项物资管控起来。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命令一位名叫桑弘羊的大臣主持制定盐铁官营的方案。桑弘羊把方案拿出来以后，汉武帝非常赞赏，马上颁布施行。盐业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在全国各地设置盐官和铁官，盐官负责招募民众煮盐，成品由政府统一收购和销售。铁官负责的就更多了，从开矿、冶炼、铸造到销售，全都归铁官统一指挥。这样，盐和铁就都被国家管控起来了。汉武帝提出的第二项政策，是对大商人收取，个人所有的财产的6%。并在全国设置关卡，商人的货运马车要通过，也要缴纳6%的关税。为了确保这项政策能够执行，汉武帝鼓励相互告发。有人告发商人偷税漏税，查明属实，政府会没收商人的财产，并把其中一半财产奖励给告发的人。
汉武帝的这两项政策，把重农抑商从观念变成了制度，商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在我国漫漫两千年封建历史长河中，“重农抑商”政策总是与历史相随相伴。也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但“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经商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于是外国资本注入中国市场,，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对中国侵略，同时民族资本、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兴起，先进人士开始实业救国，重农抑商政策得以瓦解。
所以重农抑商政策深深制约和影响了中国历史。重农抑商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背后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对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过度追逐物质利益的价值取向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们需要借鉴、汲取重农抑商思想中合理的成份,倡导义利统一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