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是《楚辞》篇名，原本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后来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的乐曲进行加工改进，诗歌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共十一篇，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等。
作者简介
屈原(约前340一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曾任左徒、三闾太夫。《楚辞》收集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宋玉和汉代贾谊等人的诗赋，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作章句(对古书的分析解释)。这些诗歌运用楚地的诗歌形式、方言声韵，描写楚地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后世因此称这种诗体为“楚辞体”或“骚体”。
屈原与九歌
内容梗概
《九歌》是组诗，共有11篇：
《东皇太一》：天神
《云中君》：云神
《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
《大司命》：主管寿夭之神
《少司命》：主管子嗣之神
《东君》：太阳神
《河伯》：黄河之神
《山鬼》：山神
《国殇》：祭祀为国捐躯的将士
《礼魂》：是送神曲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
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
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
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神──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
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创作过程
《九歌》是屈原根据江南民间祭祀的乐歌，经过加工创作而成的。
标题是袭用古题，据《离骚》：“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辨》《九歌》”，都说在夏代就有《九歌》。
创作缘起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赛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
创作时间
从《国殇》的情调看，应该是悼念在丹淅之战中阵亡的将士的歌辞，具体时间是在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丹淅之战之后，蓝田之战之前。《九歌》与屈原其它作品的幽愤风格不同，而写得清新凄艳，幽渺情深。显然是因为利用了民间的素材，融入了民歌的情调，这样比起他其它的作品，风格有些独特。
名称由来
关于“九歌”名称的来历，王逸认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创作的。朱熹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楚辞集注》)。胡适则认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读楚辞》)。今人多取朱说。“九歌”名称，来源甚古。
除《尚书》、《左传》、《山海经》所称引者外，《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乐”，《天问》中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诸语。各书所说到的“九歌”内容虽有种种演化，但可证“九歌”乃是传说中很古的乐章。至于屈原用它作为篇名，似乎不会跟远古“九歌”的章数有关，也不一定跟古代“九歌”的曲调相同。可能是取其“娱神”这一点，再结合《离骚》所说的“康娱”、“乐”的意思，基本上属于新歌袭旧名的类型。
宗教传说
传说中九歌本是天乐。赵简子梦中升天所听到的“广乐九奏万舞”，即《九歌》与配合著《九歌》的韶舞。(《离骚》“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自被夏后启偷到人间来，一场欢宴，竟惹出五子之乱而终于使夏人亡国。这神话的历史背景大概如下。
《九歌》韶舞是夏人的盛乐，或许只郊祭上帝时方能使用。启曾奏此乐以享上帝，即所谓钧台之享。正如一般原始社会的音乐，这乐舞的内容颇为猥亵。只因原始生活中，宗教与性爱颇不易分，所以虽猥亵而仍不妨为享神的乐。也许就在那次郊天的大宴享中，启与太康父子之间，为著有仍二女(即“五子之母”)起了冲突。事态扩大到一种程度，太康竟领着弟弟们造起反来，结果敌人——夷羿乘虚而入，把有夏灭了。(关于此事，另有考证。)启享天神，本是启请客。传说把启请客弄成启被请，于是乃有启上天作客的故事。这大概是因为所谓“启宾天”的“宾”字，(《天问》“启棘宾商”即宾天，《大荒西经》“开上三嫔于天”，嫔宾同。)本有“请客”与“作客”二义，而造成的结果。请客既变成作客，享天所用的乐便变为天上的乐，而奏乐享客也就变为作客偷乐了。传说的错乱大概只在这一点上，其余部分说启因《九歌》而亡国，却颇合事实。
这里特别提出这几点，是要指明《九歌》最古的作用及其带猥亵性的内容，因为这对于解释《楚辞·九歌》是颇有帮助的。少司命一说是主宰人祸福的神。
来源考证
《九歌》由于以民间祭歌为基础，所以具有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许多特色，《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侈乐》也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所谓“巫音”，即巫觋祭神的乐歌，这是《九歌》与屈原其他诗篇的不同之处。但是，作品中如“载云旗兮委迤”、“九嶷缤兮并迎”、“吾道兮洞庭”等诗句，“老冉冉”、“纷总总”等习用语，又与屈原其他诗作一脉相通。因此，它应当是屈原诗歌艺术整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
点评鉴赏
总体评价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人物言论
后人对《九歌》之评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赛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
《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
清代陈本礼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
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九歌》中的)
这些神道们——实际是神所“凭依”的巫们——按照各自的身份，分班表演着程度不同的哀艳的或悲壮的小故事，情形就和近世神庙中演戏差不多。(闻一多《闻一多全集·楚辞编》)
闻一多曾将《九歌》“悬解”为一出大型歌舞剧。
作品赏析
东皇太一
《东皇太一》是《九歌》中的首篇。是楚人祭祀天神中最尊贵的神即上帝的乐歌。“皇”是天神的尊称，楚人立神祠于东方，故称东皇。“太一”，是说神道广大无边。《庄子·天地篇》：“主之以太一。”成玄英注：“太者广大之名。一以不二为名，言大道旷荡，无不制圉，囊括万有，通而为一，故谓之太一。”全诗分三节，首写选择吉日良辰，怀着恭敬的心情祭祀天神;次写祭祀场面，着重写祭品的丰盛，歌舞的欢快;最后写对天神的祝愿。全诗对于东皇太一的形象并没有具体地描写，只是着力渲染了祭神的热烈场面，从而表达出对天神的虔诚和尊敬。
云中君
这是祭祀云神(或说月神)的乐歌。王逸《章句》：“云神，丰隆也，一曰屏翳。”在中国古代神话里，云神和雨师，往往合二而一，成为一体。郭璞《山海经·海夕卜东经》注：“雨师谓屏翳也。”云行雨施，因此祭云也就是求雨。本篇从巫女的角度写人对云神的爱慕企盼。首写巫女沐浴更衣，虔诚地等待云神的降临;接着写云神降临，由衷地赞颂云神“与日月兮齐光”的功德;最后写云神来去匆匆，返回天上，巫女的忧心忡忡。诗中生动地描写了群巫扮云神出现时的场面和祭者的赞颂、景慕以及对神的依恋之情。对云神的刻画都是根据云的自然特点加以想象、夸张、增饰来完成的，其中既有对自然美的捕捉，又包含着人们对光明、自由等美好事物的追求。描写曲折细腻，委婉动人。
元张渥 东皇太一
湘君
《湘君》与下篇《湘夫人》同是祭祀湘水神的乐歌。旧说或谓湘君指舜，湘夫人指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传说舜帝南巡，死葬苍梧，二妃追至洞庭，投水而死，成为湘水女神。本篇以湘夫人的口气表现这位湘水女神对湘君的怀恋，对爱情的大胆追求。第一节写湘夫人对湘君的怀念，第二节写湘夫人对湘君失约的失望与哀怨，第三节写湘夫人亲迎湘君而不遇的怨恨，第四节写湘夫人的决绝之情和内心矛盾。全诗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景物描写表现女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活动，使湘夫人的性格得到完满的表现。文笔细腻，情韵悠长。
湘夫人
《湘夫人》是以湘君的口气表现这位湘水男神对湘夫人的怀恋，表现了他对爱情的忠贞。第一节写湘君盼望会见湘夫人的迫切心情及会见落空后的内心惆怅，第二节抒写湘君对湘夫人的痴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第三节写湘君的决绝之情和希望。诗人通过对现实景物、假想景物和幻想境界的描写，构成了多种形式的情景交融境界，多方面地烘托了人物情感的起伏变化。《湘君》《湘夫人》互相对映，实为一篇。诗人用“误会法”曲折地表现二人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人本真心相爱，约会相见，但却没有约定会面地点，竟往返徒劳，相会无缘，终生怨恨，竟至捐玦遗佩，表示决绝;然而内心爱火难灭，一旦真相大白，雪化冰消，会爱得更深的。
大司命
大司命是古人心目中掌管人类寿夭、生死的天神。这首诗由男觋饰大司命，女巫饰人间凡女，通过相互对唱，表现了大司命降落人间，与人间凡女相爱，又独自返回天宫的故事。大司命的形象严肃而又神秘，人间凡女的形象温柔而又多情。她爱恋大司命，但掌管人类寿夭、生死的大司命却不得不与她分别。那么，人间福祸荣辱，究竟是由谁来主宰呢?人们热爱生活，都希望长寿，但人生无常，死亡经常威胁着人们;因此，人们虔诚地祭祀司命之神。
元张渥 大司命
少司命
少司命是掌管人的子嗣后代的天神。王夫之《楚辞通释》说：“大司命统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无。以其所司者婴稚，故曰少。”全诗都是主祭的男觋的唱词。开头六句和结尾四句，是对少司命的正面赞颂，说她时刻关心人的子嗣问题，“竦长剑兮拥幼艾”，一手举着长剑，一手拥抱着婴儿，是一位人类守护神的形象，既威武又慈爱。中间部分描写人神恋爱之情，从另一方面表现了这位女神的温柔与多情，从而使少司命的形象更加丰满而动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概括了人们相思离别之情，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脍炙人口，常为后人所引用，被誉为“千古情语之祖”。
东君
本篇是祭祀日神的乐歌。全诗分三部分，开头十句为巫者扮东君的唱词，写太阳从东方升起以及他流连眷顾故居的心情。中间八句为娱乐东君的女巫的唱词，正面叙写祭祀日神歌舞场面的繁盛，表现了人们对日神的爱幕和期望。结尾六句仍为巫者扮东君的唱词，写太阳神的自述，描写东君由中天而西行时除暴诛恶的义举，以及成功后的喜悦。关于射“天狼”的寓意，王逸说天狼“以喻贪残”，蒋骥说“喻小人”，实际以之喻秦国较为合理。战国时，秦国在楚人心目中是侵略成性的“虎狼之国”，而主侵掠的天狼星，其分野恰在秦地。东君射杀天狼，除暴诛恶，正反映了楚国人民战胜强秦的强烈愿望，也寄寓了诗人的报国之志和爱国之情。全诗采用拟人化的写法，成功地塑造了日神东君的形象。东君既是太阳本身的艺术化，具有自然界的太阳的诸多特点;同时他又是被人格化了的神的形象，被赋予了种种人的感情，成为一个有个性、有情感的活生生神的形象。关于《东君》的编次，闻一多先生在《楚辞校补》中说：“东君与云中君皆天神之属，其歌辞宜亦相次。顾今本二章部居悬绝，无义可寻。其为错简，殆无可疑。余谓古本东君次在云中君前。《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并云：“‘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成以二神连称，明楚俗致祭，诗人造歌，亦当以二神相将。且惟东君在云中君前，少司命乃得与河伯首尾相衔，而河伯首二句乃得阗入少司命中耳。”
河伯
河伯为黄河之神。祭祀河神，由来久远，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即有“祭于河”的记载。河伯之名起源于战国，《韩非子·内储说上》：“齐人有谓齐王曰：‘河伯，大神也。’”《庄子·秋水》中出现了河伯的形象。《史记·六国年表》说：“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载有河伯娶亲的故事。本篇为祭祀河神的乐歌，通篇以女子的语气叙说与河伯的欢会畅游。他们乘水车驾两龙游于九河之上，他们登上黄河发源地昆仑之巅，他们住在水中，鱼鳞紫贝装饰的宫殿富丽堂皇，他们携手东行，波涛迎接，鱼儿陪伴。古代黄河经常泛滥成灾，人们无力征服为害于人的黄河，于是采取安抚、和亲、贿赂的办法。这首祀河之歌正是这种办法的曲折反映。也有人认为本篇写河伯与洛水女神的恋爱故事。“女”、“子”、“美人”等都指代洛水女神，全篇以河伯的语气叙事抒情，可备一说。
山鬼
本篇为祭祀山神的乐歌，因非正神，故称鬼。古今许多学者认为诗中所写的山中女神就是传说中的巫山神女瑶姬。清人顾成天《九歌解》说：“楚襄王游云梦，梦一妇人，名曰瑶姬。通篇辞意，似指此事。”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根据诗中“采三秀兮於山间”，认为“於”、“巫”古音通转，“於山”即巫山，山神即宋玉《高唐赋》中所写的巫山女神。诗中山鬼是一缠绵 多情的女神，全诗细致地表现了山中女神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失恋后的忧伤凄苦情态。开头八句写山鬼的出场、装束、神态和乘车赴约的情景，中间十二句写山鬼不见情人 赴约的内心活动，最后七句进一步以凄厉的背景，渲染了山鬼失恋后的痛苦。山鬼的形象既有山川景色的自然美，又有社会人世美丽多情女子之美，是自然美与社会美的巧妙结合。
国殇
国殇是指为国牺牲的将士，未成人夭折谓之殇。戴震《屈原赋注》：“殇之义二：男女束冠笄而死者谓之殇在外而死者谓之殇。殇之言伤也。国殇，死国事，则所以别于二者之疡也。歌此以吊之，通篇直赋其事。”《九歌》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所祭的都是自然界中的神祇，独最后这一篇《国殇》是祭人间为国牺牲的将士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和战国时秦楚战争有关，楚怀王时楚国多次和秦国交战，几乎每次都遭到惨重的失败。楚国人民为了保卫国家，抗击强秦，英勇杀敌，前赴后继。屈原写这篇作品就是为了歌颂楚国将士为保卫国家不惜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诗中前十句写激烈而悲壮的战斗场面，在强敌面前楚军浴血奋战，其斗争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后八句悼念将士为国捐躯，颂扬他们至死不屈的英雄精神。全诗直赋其事，激昂慷慨，是古今诗坛不朽的杰作。
礼魂
本篇是礼成送神之辞。魂，也就是神，它包括九歌前十篇所祭祀的天地神祇和人鬼。王夫之《楚辞通释》说：“凡前十章，皆各有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章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乃送神之曲也。”诗中描写祭礼完成时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表达了人们希望祭礼终古无绝。
作品影响
《九歌》是中国古代汉族诗歌集。《九歌》相传是夏代乐歌， 后遗落民间。民间在祭神时演唱和表演，屈原将其改编与加工，写成格调高雅的诗歌。(王逸《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屈原根据所祭祀神灵不同，共写有十一篇 ，其中《国殇》一篇专门用于祭奠在战争死去将士的英灵。但现在也有学者认为，《九歌》的九是虚数，实际上有十篇，因为《礼魂》只有三句，不应该单独成篇，是属于《国殇》的一部分。马承骕归纳《九歌》之作有五说，宗教歌舞、屈原自祭之辞、记事之赋、汉甘泉寿宫歌诗。
作品概况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内容形式
《九歌》的主要内容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包含《礼魂》)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祭祀性质
《九歌》具有浓厚的宗教祭祀性质。王逸《楚辞章句》说：“《九歌》者，屈原所为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楚国沅、湘之间“信鬼而好祠”，与同期的中原相比，其祭祀方式具有更强的原始色彩。所以，尽管楚辞《九歌》经过屈原加工，但其民间祭祀痕迹尚可看出。其中巫师装扮的各位富有个性的神灵，都同中原一带官方的祭祀乐舞有明显差异。历代史书大都对楚地巫风有过记载。《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而在“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原地带，对于鬼神则是“敬而远之”。
这些记载体现了楚国同中原一带在对待鬼神态度上的差异。中原文明成熟较早，宗教祭祀与王权的政治理想结合较紧，尤其是经过西周礼乐洗礼之后，其原始色彩更加淡化。《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路向孔子询问鬼神之事，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种态度说明了儒家的治世态度，这种态度也典型地代表了北方中原一带的宗教观。楚地祭祀形式则因其浓厚的巫风而保留了更多原始遗风。《隋书·地理志》云：“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所以，《九歌》是在楚地巫风大背景下的产物。
闻一多曾将《九歌》“悬解”为一出大型歌舞剧，对我们研究《九歌》的戏剧因素颇有启发。《九歌》中虽然具有娱乐与扮演因素，而且某些篇章可构成一定情节，但并非所祭祀的每位神灵之间都有必然联系，整个《九歌》并未能构成完整的情节。巫师们时而扮神、时而媚神，其目的还是为了迎请神灵莅临祭坛、获得神灵的福佑，而非为了单纯的表演，故还不能将《九歌》看作一部完整的歌舞剧。另外，《九歌》虽然是在祭祀歌乐基础上加工改编的，但屈原的文学化创作也不能排斥。现存的《九歌》主要以文学作品形式出现，是骚体诗歌。研究《九歌》的戏剧因素，不能停留于《九歌》本身，应当透过《九歌》，看此类形式在民间祭祀过程中的娱乐和扮演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