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在哪里-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2021-09-26 10:38:02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部，是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遗址简介

　　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

　　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北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三星堆遗址群的年代范围前后延续2000年，所出的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已被中国考古学者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发掘历程

　　青铜人头，高27cm，三星堆一号祭祀坑。

　　1929年春，广汉县南兴镇真武村村民燕道诚一家在宅旁挖蓄水沟时发现一个长方形的坑道，由石板围成，坑内放满了精美的玉石器。燕道诚后携家人把坑内400多件玉器搬回家中，藏于各个角落，并不让家人告人。一年后，为将玉器出手，他将一块玉瑗送给当时驻广汉县的一位旅长陶宗伯，此人在得知这块玉瑗的价值后，派了一个连进驻燕道诚挖宝的地方，以军事训练为名，大肆开挖。

　　成都著名金石学家龚熙台从燕家购买了4块玉器，并写作一篇《古玉考》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的创刊号上，随即消息传出，古董商蜂拥而至，广汉地区掀起挖掘高潮。当时的广汉县县长罗雨苍认为古物出土应归国家所有，随即下令禁止私人乱挖乱掘。

　　1934年3月15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与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考古发掘队，在月亮湾进行发掘工作，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持续十多天的第一次正式发掘工作，一共出土文物600多件。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等人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

　　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全面调查了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

　　1970年始，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

　　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龙山时代和3000年-4000年前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陶片标本。198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进行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7月广汉县南兴镇第二砖厂的工人在挖砖坯土时，挖断了一块玉环，工人遂报告给当地的考古队，这里就是三星堆一号祭祀坑。8月四川省考古所在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大规模发掘工作，发现两座与商代同时期的大型祭祀坑，坑内出土了1700多件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还有80根象牙，4600多枚当时的货币、海贝、铜贝等。

　　三星堆青铜龙形饰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1992年，三星堆博物馆奠基。

　　1993年5月，三星堆文物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虽然只有一件，但在瑞士和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之后，欧洲各国频频邀请三星堆珍宝赴欧洲展出。

　　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其基本陈列当年就获得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

　　2002年，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铜神树和玉边璋纳入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2012年至2015年，三星堆考古发现青关山大型房屋基址以及多段城墙重要文化遗存，三星堆古城城墙合围。

　　2019年4月，四川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三星堆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成为亮点。

　　出土文物

　　重要文物

　　国宝级：金杖、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玉边璋、玉牙璋。

　　其他：青铜兽面具、黄金面罩、青铜太阳轮、跪坐人像、青铜人身形器、青铜大鸟头。

　　文物特点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有上千件，包括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三四百件青铜器。

　　1、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内涵高深莫测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

　　2、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

　　3、多数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

　　青铜立人像

　　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可以根据其考古时的发现分为三星堆遗址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也可以按研究后文化类别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它对于认识三星堆与当地先秦时期青铜文化和新石器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也奠定了完善四川古文化发展谱系，确定巴蜀文明形成的基础。其主要出土的上百件青铜精品，一如青铜立人像年代则在第四期，概括约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1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安阳殷墟遗址。

　　1933年至1934年的第一次对月亮湾真武宫遗址和玉石器坑挖掘时，已经有人注意到两者年代有所不同。1963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实习进一步的从地层上论证了不同时期的叠压关系。1980年、1981年第一次发掘时，考古队员将堆积物分为八层，除去表层土(第1层)、间隙层(第5、7层)，剩下的五层被称为“第一至第五文化层”。其中第四、五文化层(第6、8地层)被划为第一期，第二、三文化层(第3、4地层)被划为第二期。第一文化层(第2地层)被划为第三期。1982年，通过第二次发掘，发掘者提出存在三星堆遗址第四期。至此，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三星堆一期文化

　　标准地层是第一次发掘时的第6层、第8层(第四、五文化层)。1984年西泉坎下层(第4层)和1986年第六次发掘的最下层(第13-16层)等基本与之对应。

　　出土陶器的陶质主要以泥质灰陶为主，出土陶器中大约65%为此类陶质，又包括了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其次是夹砂褐陶，另外还有少量不均匀的泥质橙黄陶。器形比较单调，主要是平地器，但也要少量圈足器，大部分皆难以复原。纹饰主要是绳纹，其次是划纹，划纹又包括乐平行线划纹、水波状划纹、几何形划纹，也有在平行划纹上再弄出齿状。另外有少量的锥刺纹和镂孔装饰。这一时期陶器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器口压成锯齿状花边。

　　这一地层已经出现房屋建筑，平面通常呈圆形或方形，采用挖柱洞立柱桩的方法，中间连结以泥墙。有些房屋的面积只有10-12平方米，据推测可能是干栏式的小房子。

　　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鉴定，在第一次发掘时的第六层所采集的标本距今为4075±100年，树轮校正后为4500±150年，高精度校正后为公元前2590—公元前2340年。其他的一些主要数据有距今4170±85年，4210±80年等。概括约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之间。

　　三星堆二期文化

　　黄金面具

　　三星堆二期文化的标准地层是第一次发掘时的第3层、第4层(第二、三文化层)。第六次发掘的第11、12层也是典型地层。各次发掘中，此地层均有出现，说明这一期文化在三星堆遗址群中有广泛的分布。与第一期文化相比，这一期的文化面貌大有改变。包括特色鲜明的陶器和石器。可以说代表三星堆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群已经出现。其与第三期的区别主要是数量比例和个别品种上的区别。

　　陶器的陶质变化为主要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是泥质褐陶。器形比第一期丰富很多，新出现了小平底罐、高柄豆、平底盘等，也出现了少量鸟头形状的勺柄。纹饰以粗绳纹和细绳纹为主，新出现了凸弦纹、附加堆纹、网纹等。石器包括斧、锛、凿、杵和砍砸器，开始出现石壁和石纺车。

　　房屋单间的平面通常呈长方形或方形，有些数间连接成组，有些房屋墙基内还另有小沟，小沟内再立木桩。

　　年代距今约3990±80年，树轮校正后为4390±130年，高精度校正后为公元前2471—公元前2209年。其他的一些主要数据有距今3525±170年等。概括约在公元前1600-公元前1300年之间。

　　重要遗迹

　　西城墙

　　西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高台地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00米，顶宽约10～30米，底宽约35～50米，高约3～6米。在城墙的中部和北部各有一宽约20余米的缺口，将西城墙分为北、中、南3段，其中中段南端在缺口处向东拐折延伸约40米，与中段北段略成垂直相接。根据局部试掘情况结合从北端鸭子河和南端马牧河冲刷暴露出的城墙剖面及夯土内包含物分析，西城墙的结构、体量、夯筑方法和年代与南城墙及东城墙相近。

　　月亮湾城墙

　　月亮湾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的月亮湾台地东缘，按走向可分南北两段，北段为东北—西南走向，南段略向东折，基本上呈正南北走向，整条城墙与西城墙北段基本平行。城墙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50米，顶宽约20米左右，高2.4～5米。北端底宽约30～45米，中段有拐折，夹角为148度，北端为32度，南端成正南北走向。城墙南段较高，被农耕平整较甚，宽度达80米。城墙东(外)侧有壕沟，壕沟宽度40～55米。在发掘的断面处，壕沟距地表深3.5米，壕沟沟口距沟底深2.95米。

　　祭祀坑

　　著名的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两坑相距25米，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两坑坑室走向一致，均为东北——西南走向，坑口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壁整齐，填土经夯打。

　　一号坑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米，深1.46～1.64米，坑口三面各有一条宽约1米，长0.34(残)～3.85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二号坑不带坑道，坑口长5.3米，宽2.2～2.3米，深1.4～1.68米。坑室内器物均分层放置，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葬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部分青铜器、头像及面具有的口部涂朱、眼部描黑现象。一号坑共出土各类器物567件，其中青铜制品178件，黄金制品4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骨器10件(雕云雷纹)，完整陶器39件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

　　二号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合残片和残件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片)，玉器486件，石器15件，绿松石3件，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象牙器4件，虎牙3件，海贝4600枚。

　　两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群、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两坑出土器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

　　仁胜村墓地

　　仁胜村墓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西城墙外)的仁胜村，系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也是首次在古城以外发现重要文化遗迹。仅在约9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掘29座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和狭长形竖穴土坑墓葬，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向基本一致，墓室加工较为考究，绝大多数墓葬有一具人骨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共有17座墓葬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几类随葬品，其中玉石器大多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如玉锥形器、玉牙璧形器、玉泡形器、黑曜石珠等，其中玉牙璧形器极为罕见，玉锥形器则明显地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风格，引人瞩目。另有1件玉牙璧形器表面钻有9个圆孔，可能与古代占卜术有关。学者认为这29座墓葬的下葬年代基本一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王朝时期。仁胜村墓地的发现，对于进一步摸清三星堆古城的布局，了解三星堆文化的丧葬习俗及占卜礼仪，以及与其它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联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青关山遗址

　　青关山遗址位于鸭子河南岸的台地上。经考古发掘，发现大型红烧土房屋基址一座。从现场揭露部分推测其平面呈长方形，西北—东南走向，现能观察到的面积约为100平方。

　　西北—东南列残长50米，宽14米。房基宽0.35～1.5米，均系红烧土夯筑，夹杂大量卵石。基槽宽3～4.5米。推测其修筑方法为先挖基槽，然后夯筑房基。在房基内外两侧(距离房基边缘0.5～1米)，均发现成排的檐柱遗迹——红烧土块。红烧土块一般为长方形，长为0.45～0.6米不等，宽0.25～0.35米。两排檐柱之间可能为廊道。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且未对其进行解剖，该房屋基址的实际面积、修筑方法、残存高度、进深开间眼下尚不清晰，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但如此规模的房屋基址在三星堆遗址中是从未遇到的，其功能已远远超过一般居室的需要。推测其极有可能是宫殿性质的建筑，年代为商代。